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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


德國郵差。照片來源:velobiz.de
 

有天出門口正好是派信時間,順便問郵差:「有冇信俾「阿邊個」(本人)?」
差大哥(秒答):「冇。佢冇乜信㗎!」

郵差你唔派電郵啫⋯⋯我。心。諗。

「人」「言」便為信,與郵差搭完句咀,又覺人言可畏。
 
小學中學的中文作文堂都有教寫信,格式有規有矩。後來進入社會,日常生活中眼見信紙上的「我司」「我署」,便開始埋怨,父親大人膝下點解唔係猶虛。
 
信作為文體一向予人正經的感覺,四平八穩的形象,正好給魔幻寫實小說的作家徵用暗渡陳倉。馬奎斯有《沒有人寫信給上教》,張大春也出了本同名的小說;卡夫卡給父親的信,舊賬翻到A6 小本的第74頁才署下款,但父親巨人形象依然不倒;Umberto Eco 借寫信給三歳兒子為名("Brief an meinen dreijährigen Sohn“(1964)),交出反戰和批評人類虛偽的抒情文。以上的信成了宿主,被借題發揮,體裁被眨為閒角,內容卻獲得自由。

張大春寫《小說稗類》(「稗」音「敗」)的「稗」,為野草雜糧之流,上乘一點的都只用來餵牲畜,就是穀物中的「大閒」; 當大眾不把小說當成個東西,作為小說家便為其出書抗辯。書中的古今中外例子,以簡短篇幅一環扣一環逐一上場,點出小說的必要。作者舉《史記。項羽本紀》為例,指出有兩個位相當有嫌疑: 1)「項羽只剩下殘兵敗將二十八騎的時刻,發出『天亡我,非戰之罪也』的慨嘆。」2) 「司馬遷描述項羽對烏江亭長說的一段話有『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既然無一活口,那「非戰之罪」諸如此類的「史實」,「是經由什麼方式載錄下來,又輾轉經歷了兩百年傳到太史公的耳中的?」。既然知道正經八百的史書都有虛構成分,如今再所謂「依書直說」(或同級的「依法辦事」)就變成了拒絕思考的藉口。
 
平等意識驅使之下,便去搜尋魔幻寫「信」小說的女作家,遍尋不果。書信集是有的,引人入勝卻真實到沒有想像空間。最近因《花果飄零》,想起羅卓瑤導演的Letters to Ali(2004) 。導演讀到澳洲白人醫生Trish Kirby在報紙上的文章"Walking in their Shoes" 之後,便拍攝這齣紀錄片,是一個關於Trish Kirby一家和阿富汗難民少年Ali(化名)交往的故事。一切由寫信開始。當時國際社會對9.11 記憶猶新,難民都被標籤為恐怖分子,而澳洲仍會囚禁未成年難民。在這個氣氛下,難民被拍攝為一個立體的「人」,衝擊不少腦袋。看Letters to Ali 是在香港電影節,影後談有觀眾問Ali 後來的生活,監製方令正答:"The damage was done"。寥寥幾個字像枚震撼彈:創傷不會因為良好意願而可以"undo";字字鏗鏘,卻隱隱聽到電影人的無力感。當年在科學館的觀映算是旁觀他人的痛楚,多年後,我們因為「回不去了」成為共同體。

Letter to Ali 影片截圖。
Letter to Ali 影片截圖。

牆內牆外信來信往兩端的感情連繫,基本上都不會被放大到陌生的觀眾眼前,但它們一定有陌生的讀者,即那些審查信件的人員。作為過濾隔,這些人被信中內容接觸之後會有怎樣的化學作用呢?現在投去牆內的信隨時碰壁,牆壁意外成了收信人;沒有穿牆術的信件,最後的説話對象便轉移到牆壁上;若有這樣的預設,牆外的人會怎樣落筆呢?
 
電影Il Postino(1994)中有的郵差寫情詩常用比喻,例如他看到女主角笑的時候,笑容像隻蝴蝶在她面上展開。情人眼裏連西施都睇到,區區一隻蝴蝶,有何難度?同樣區區一隻蝴蝶,在科學家眼中,只要它在巴西拍一次翼,便能在Texas引發一場風暴。蝴蝶效應,被移植到日常用語,形容小事能帶來越界的風暴,「不因善小而不為」是有科學根據的——反之亦然。

參考資料:
 
《小說稗類》。張大春
 
Letters to Ali(2004)
 
《浮生》至《花果飄零》的華人離散史:羅卓瑤從港澳「自植創作靈根」(聯合新聞網,2021.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