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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首長示範政治恫嚇 執法文化迅速泛政治化


過去一周,較矚目的政治新聞是《大公》及《文匯》連發多篇文章,狙擊鍾劍華博士主持的香港民意研究計劃,指其立法會選舉民調問卷中包括不投票及投白票選項,涉嫌煽動選民不投票或投廢票,觸犯新訂立的選舉法例,負責執行該選舉法的廉政公署首長白韞六一面說不清楚民研計劃細節,一面卻附和黨報的可能違法論調,令鍾劍華承受從執法首長警告而來的壓力;而由警務處長晉升保安局長的鄧炳強,也針對網媒《立場新聞》發表批評智慧監獄試點的報道,指其「妖魔化一些好事」,並說任何人或組織,無論用媒體或非政府組織包裝,只要是違法,想危害國家安全,必定會尋找證據證明其犯法。兩位執法首長的言論,在公眾看來均有政治恫嚇效果,反映香港的執法文化已不再是法律主導證據先行,而是政治掛帥上綱扣帽。

鍾劍華主持的民意調查,受到黨報抨擊的問卷,並不是針對今次選舉特有的設計,而是過去三十年做選舉民調一直使用的,也是這類民調的標準問法,即把受訪者所有可能選擇列出,讓受訪者自行選擇,其中當然包括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假如問卷刻意剔除這些選項,反而是不客觀不科學的,會變成帶有引導性的提問,這些本是社會科學的基本常識,但在今天的香港政治環境中,卻不見容於中共控制的喉舌媒體,竟要承受擾亂選舉煽動違法的莫須有指控。

而更可悲的是,負責執行選舉法律的廉署首長,面對這些莫須有的政治指控時,經過悉心準備後上電台節目作的回應,並非按法律和事實直陳,指現有證據(即受抨擊的民調問卷)沒有違法,法律只針對煽動行為,不影響客觀科學的民意調查,或者乾脆說不清楚民調細節,不作忖測性評論,不就個別事件是否違法發表意見,須徵求律政部門看法等,這些標準的官式答案,都可以避免落井下石,附和及加劇黨報的指控,但白韞六沒有這樣做,他選擇跟從香港的新官場規則,盡力配合黨報的政治狙擊,對鍾劍華的民調作了假設性、想像性的延伸,說不知道這些資料會怎樣用,發布時會說什麼,會否涉及煽動他人投白票廢票,所以不排除可能會違法。於是,主流媒體便一窩蜂去找鍾劍華作回應,指廉政專員說你的民調可能違法,再三追問他會否修改民調內容。就這樣,香港上演了一幕荒誕的向科學民調施壓迫其修改的政治劇,而擔綱演出這劇目的是本應超然於政治的廉政專員。

其實,鍾劍華的民調為什麼觸了政治忌諱,惹來黨報口誅筆伐?從民調發布觸及的內容來看,令政權不快與憂慮的,是第一次民調已顯示,表示會投票的受訪者只有52%,是自1991年有選舉民調以來最低的數字,更有多達六成受訪者表示,不清楚自己選區有那些候選人,反映大部分市民對這次選舉並不關心。當權者會想像,第二次、第三次民調出來,數字會否更差?這些市民不關心選舉無意去投票的「發現」,經過媒體廣泛報道後,會否形成一種氛圍,即大多數人都不打算投票,令政府一切催谷投票率的努力付諸東流?相信是出於這樣的想像與憂慮,黨報才會接二連三地向鍾劍華的民調發炮,政治目的極其明顯,就是要叫停這系列獨立民調,讓黨媒和親建制媒體的各種引導性調查主導傳媒報道風向,引導民意輿情,營造北京期盼的選舉改制深受市民支持的印象。在這個政治任務面前,什麼客觀科學的調查方法都要讓路,所有法律詮釋和執法行動都要為此服務,這就是今天香港的政治現實。

假如說白韞六的可能違法論尚語帶閃縮,政治恫嚇色彩不夠濃厚,鄧炳強示範的就是更積極主動、更具針對性與威嚇性的執法為政治服務宣言。鄧炳強雖然也用了假設性表述,並強調其警告是針對所有人和組織,並非專為某一組織而說,但他的用詞更確切,說只要是違法,想危害國安,就一定會找到證據去執法,言下之意是警方只要認定某人或某組織危害國安,就一定會找到證據去檢控,而公眾清楚知道,一旦被警察拘捕及指控違反國安法,無論證據是強是弱,無論審訊是成是敗,就極有可能長期被囚禁,得不到保釋,並且財產可能被凍結,即使最終經司法審訊證明自己清白,無罪釋放,所受傷害也無法彌補。因為國安案件有這樣的特色,鄧炳強的一定找到證據說,就顯得帶有強烈的威脅。

而且,鄧炳強的警告並不是抽象的、泛指所有人或所有組織,其發言背景清楚顯示,他是針對《立場新聞》這家網媒的兩則報道,一則關於大潭峽懲教所率先實施智慧監獄,使用人臉辨識人工智能及數據監測手帶,加強對在囚人士的監察,另一則關於前年中大衝突事件,指警方沒有攻入中大,《立場》報道失實,在點名抨擊《立場》報道後,隨即提出只要是違法危害國安一定找到證據檢控的警告,這警告的針對性就相當明顯,也相當強烈。換言之,媒體報道若令保安當局不快,把當局眼中的好事描述為負面的問題(如侵犯囚犯私隱),就構成「妖魔化」懲治機構,就是假借媒體或非政府組織作包裝,想危害國家安全,就會被保安局長公開針對、抨擊、警告,就要密切注意自己會否成為國安法調查對象!媒體如何避免受針對?是否要自我審查迴避一切關於紀律部隊的負面報道?

鄧炳強的警告,遠遠超出了按法律與證據執法及提出執法警告的合理範圍,在沒有任何具體違法證據或跡象下,僅憑媒體兩則保安局認為不實的負面報道,就提出違法危害國安的強烈警告,這是政治性的上綱上線、政治性的扣帽子抹黑,過去只見於政治壓倒一切的黨媒評論中,如今卻宣之於堂堂保安局長之口,這番說話對各個紀律部隊傳達的信息,客觀影響就是令香港的執法文化迅速泛政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