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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馬加場放映《少年》 任俠、林森、陳力行:「電影圈應該屬於認真做電影的人。」


7月16日,法國康城影展宣布周冠威執導的紀錄片《時代革命》作特別放映,撼動全城。沒料到10月11日,台灣金馬獎公布《濁水漂流》獲12項提名、《時代革命》入圍最佳紀錄片之餘,還有一部由任俠、林森執導的《少年》,獲最佳新導演及最佳剪輯兩項提名。

第58屆金馬獎將於今晚(27日)舉行,《少年》原定三場放映,開售8分鐘內門票售罄,後加開兩場,日前該片率先獲台灣金馬影展及亞洲電影促進聯盟頒發「奈派克(NETPAC)獎」。

《少年》有兩大特點 —— 聯合監製、導演及編劇,體現2019年反修例運動「無大台」的本質;還有就是「香港不能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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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陳力行、林森、任俠。Paul Yeung攝

踢走優越特權

「看不到便算了吧,生活有很多遺憾。」任俠說來淡淡然的。「大家都看不到,這就是失去自由的代價。今年有部《少年》看不到,明年就輪到《賭聖》不能看,再隔一年連《家有囍事》也看不到,大家一起承受這代價。」

行內人想先睹為快,同樣是「不」。「要看,到台灣看。」任俠還是那抹淡漠。 「(觀眾)看不到,評完電影,還是看不到,那只是多了一個說法。」林森的補充,有點溫度。

「大家都在等待的狀態;作民間放映,不知何時又觸碰紅線。」與任俠聯合監製和編劇的陳力行再補充:「金馬提名前,沒有想過在香港的後續安排。」或者,再等等。

台灣在金馬獎公布前,安排了三場放映,10月30日開售,短短8分鐘,門票全部售罄;後再於11月4日宣布加開兩場,門票1分鐘售完

「今屆鮮浪潮有部(競賽短片)《執屋》(被電檢拒絕放映),因為我們每部都會寫影評,就問可否先看看。」任俠說起,當時一位友好影評人反問:「怎麼影評人就有資格優先看?」也有行內前輩要求一看:「你們看了,是否會撐她(導演莫坤菱)?是否敢去電檢處要求approve(通過)放映?你只是看看,然後評評,但大家都看不到,那只是有種優越感。」

回看,《少年》也是在「自己撐自己」下完成,然後卻不獲香港片商安排放映。原因,你明我明,然後,默許?

既然電影無法上映,讀得再多的影評,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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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場戲,盛載了眾人的情緒。《少年》預告片截圖

「一齊做啲嘢」

把時間回撥到2019年6月,任俠、林森和陳力行,都是那樣夾雜在100萬人、200萬人中,為自己,為這個城市發聲。

「跟大部分香港人一樣,看過很多晚直播、或者在現場看;大家身處城市某處、某個點,一起見證過某些 moment(時刻),很多情緒疊加起來,就是想參與。」林森說,當時沒想過用甚麼形式:「沒想要拍一齣電影,只是有種感覺想『一齊做啲嘢』(跟其他香港人一起做些甚麼)。」

當然,也因為有「加速師」。「有天,兩個小朋友在家睡午覺,樓下又在放TG(催淚彈),我把窗都關起來,還是聞到(TG氣味)。」當下林森很糾結,是要帶着孩子離開嗎,但外面氣味更濃烈:「細仔才半歲,抱着他,有一刻感受很深,在想難道下一代就要不斷承受着(這些)?」那天之後,他反覆在想:「是要冷眼旁觀,抑或也可以做點甚麼。」

最觸動任俠的,是7月1日的「齊上齊落」:「示威者的團結,無私去救人,那是以往無想過(公民社會)會發生的事。」他認為,那天是開展香港社運的新篇章:「當晚香港人的身份、氣質,截然不同了,也展現了甚麼是命運共同體,那不是單純血緣的關係。」

後來有前輩跟任俠談起自殺潮,想以此為背景拍短片。跳過其間的曲折,最終任俠寫了《少年》的故事大綱:「電影源於生活、源於社會 ,當時發生很多事件,每天心情波動。」梁凌杰的輕生,令大部分香港人心痛:「對極權,每位輕生者只是數字;但對我們,每條生命都是一條生命,他有他的過去、生活、 朋友。他們為了訴求,或者所相信的價值,而獻出生命,這件事不是一件平凡的事。」

林森也在其他媒體訪問提過,當時身邊有朋友出現輕生念頭,收到消息後,短時間組織到一班人去尋找,然後找到那位朋友,給予支持,過程讓他感受很深。後來網上傳出有人企圖自殺,他亦參與過搜救,但總是不知從何入手,感到無力,但期盼着對方平安,總是繼續參與。

本身是專業影評人的陳力行,有次與任俠相約遊行,聽了故事大綱,便很想參與其中。「記得有次在旺角,看連登說有個女孩企圖自殺,大家都四出搜尋她,最初說她在將軍澳,後來又說在九龍城,我就想她會否來了旺角,會否在附近見到她;當刻有個想法,我身邊會有人企圖自殺嗎? 我會否就和他擦身而過?」不知道。這是否《少年》其中的情節?但後來陳力行就與任俠聯合編寫劇本:「去他家,開了google doc(文件程式)就一起寫對白。」這也是陳力行首次參與電影編劇。

任俠形容陳力行是生死之交,二人在2019年社運爆發時,相約遊行,開始稔熟:「我們不是紀錄片工作者,沒有在現場拍攝,只是去感受、消化,思考如何去創作。」他認為,2014年雨傘運動後,雖然出現不少短片創作,盛載了各樣情緒,但未有經過消化:「創作有轉化過程,(我)傾向多點消化。」

每個創作都不會是一蹴而就。《少年》出現前,當然要面對無盡難題。

電影英文名 《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 取自美國歌手Bob Dylan作品「Forever Young」(1974)。《少年》預告片截圖

俠義

由最初陳力行到任俠家中一起編寫劇本,然後籌集資金,再邀請林森擔任聯合導演,甄選演員,到2019年10月開拍,兩組同時拍攝,但游擊式街拍受阻,又遇上理大圍城事件,人人情緒波動,繼而資金緊絀,拍了7組戲,便要宣告停拍。然後,是看不見盡頭的疫情、限聚。

2020年9月,眾籌加上陳力行及任俠各出資10萬元,約有60萬元,修改劇本後,再次開拍。「演員上學、上班,情緒波動,有的退出,大家知道困難重重但都很loyal to project。」林森是兩個孩子的爸爸,也是眾人的「爸爸」,團隊最需要的「定海神針」:「這些就是面對的困難,但無出現過放棄的情緒;後來嘗試再組織一下,重新出發。」

很艱難嗎?在香港,哪有創作不艱難?不困難嗎?你來試試看。

《少年》交出的,是一個俠義的故事,展現了團結的力量。

「這場(反修例)運動強調『無大台』,通過連登、透過網絡,自發組織,互相連結。」人如其名,任俠說沒想過要「一人獨大」:「如果要光環,可以編劇、導演都是我自己,這樣沒有意義。這電影的本質就是無資源,更要集合力量,大家團結咬緊牙關,才可以完成。」

電影開拍初期經歷發起人的離棄,但陳力行說,他們反而沒想過放棄:「無論演員、crew(拍攝團隊),甚至後製,都feel到solidarity,很團結 。」

任俠曾向媒體說,三人看過《少年》初剪後,都哭了,片商亦很滿意,不過無法排片上映。

雖然失望,但不是絕望。任俠以下的一段話,值得紀錄:

我們最大的老闆是香港人,有香港人看的電影,就是香港電影;我們就要是拍給香港人看,不是要賺錢,我們就是要說好香港人的故事,希望可以做好創作,我們相信是未來趨勢。

他們要證明有決心,就可以拍出代表香港的電影,那怕左湊右夾,那怕只得60萬元。「電影當然關資源事,但又不是百分百關資源事,是關乎你有沒有決心。我們有新作品,不是靠老闆、靠表忠,不需要做太多跟電影無關的事。」

任俠看過一個關於馬來西亞歌手黃明志的評論:「提到他的新歌(Fragile 玻璃心)在Youtube幾天,已有500多萬views(瀏覽),這市場不比中國大?這才是未來市場。」他認同,創作人應朝向這個方向:「如果到今天還要靠表忠,證明你是個無能力的人。」

《少年》無法在香港公映,當然是遺憾。

任俠提到,台灣導演楊德昌作品《一一》,當年亦未有公映;「內地導演賈樟柯的作品,同樣未曾在內地公映,甚至最好的電影都是未有公映過,但沒有削減作品的影響力。」

他們是誰:認真做電影的人

在台灣金馬獎公布提名後,任俠、林森和陳力行,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可是,除了只看到預告片的《少年》,他們三人又是何許人?

同為香港演藝學院電影學院導演系畢業生,任俠就笑着形容,高他一屆的林森為「社運老馬」,早於2007年已交出紀錄片《人在皇后》。

林森的姐姐是當年學聯(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常委,所以他常流連於社運資源中心(自治八樓),那時的他16、17歲。「本來是去結他班,結果無上過堂,多數去看電影、聽人開會。」當年,他結識了不少參與社運支援的朋友,又因住在深水埗,對市區重建政策比較關心 。

林森自言沒有大學生的理論基礎,但喜歡拿着DV攝影機作紀錄:「天星、皇后碼頭清拆時,參與留守,留在該處生活,前後8個月,那時19、20歲,比較投入(社運)。」後來,他考進演藝學院,反高鐵、反國教、雨傘運動,都曾有他拍攝的身影。「佔中期間,有作即時記錄,然後上載到YouTube,但當年公民記者未流行,view(瀏覽)最多一百幾十。」

參考林森的介紹,除了《人在皇后》,其他作品都貼近社會,包括《夜以作日》(2009) 、《暉仔》(2011) 、《空中樓閣》(2012) 及《綠洲》(2012)。他亦是mm2新晉導演計劃得獎者,剛完成關於香港清潔工人故事的拍攝。

他提到父親在街市經營魚檔,沒有要他愁生活、愁買樓,讓他自在關心人和事,聽着南亞裔人士被喚作「阿差」,心就是不舒服:「2019年令香港人身份多了意義,原來香港人都有值得拿出來談論的價值觀;原來南亞裔都是『手足』,擁抱共同價值。」他說這兩、三年的轉變, 強化了香港人的身份。

他們三人對社會的關注,不是突然的事。Paul Yeung攝

任俠惠州出生、深圳長大,2008年才來香港入讀演藝學院。來港前,是位霹靂舞者,年幼已喜歡挑戰內地的體制:「學校說周六日回校補習,說是自由選擇,但不回去會扣分;不交補習費,會影響升學,我就寫匿名信給校長。」 他說自己深受爺爺影響,名字也是爺爺取的,就是要他有俠義心。

他爺爺是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成員,飽讀詩書,隊中負責文宣,仕途順遂,後來文革被批鬥,貶到惠州當校長。「父親曾埋怨阿爺性格不那麼剛直,貪一點,家族不致於默默無聞。」他跟父母關係不好,父母離婚,對他們的拜金庸俗,大概是感到嘔心。

任俠的嫲嫲是生於香港的富家女,日戰前家族最輝煌時,在中環擁有一條街,喜歡讀書想當教師,「她最珍藏的一張相片,是穿起英屬學校校服拿着藤籃。」家人反對她讀書,她後來看到表姐穿軍服的照片,以為內地是思想自由的地方,就回到國內去,「命運從此改變,認識了阿爺,因為文革被批鬥,精神崩潰、斷了左手,燒爛了腳。」不過,因為嫲嫲懷念香港的生活,常拉着任俠陪着看粵語長片。

來香港生活之初,任俠自言仍是「大中華膠」,覺得不可以否認自己是中國人,直到演藝一位女同學這樣跟他說:「你也是來自單親家庭,香港就像給父親拋棄的兒子般,跟着養父母長大,後來父親發了達,突然說要兒子跟回他姓;究竟是父親有問題,還是兒子有問題……」他說當刻無言,但亦讓他重新思考「身份」這回事。

任俠的作品都以動物取名,包括畢業作品《猴子》、《龜》及《螻蟻》,後於2018年憑《紙皮婆婆》獲金馬創投百萬首獎。他也是香港編劇權益聯盟發起人之一,最近與兩位友好影評人陳力行及安娜,以「古嶺渡」筆名,在明報副刊寫電影專欄「叄頭陸臂」。

作為電影導演和編劇,理應只需忠於電影創作,拍觸動自己的題材。Paul Yeung攝

陳力行本身是影評人,在英國倫敦大學瑪麗王后學院電影研究系以一級榮譽畢業,後於華威大學取得電影及電視研究碩士學位,研究經典荷里活電影、電影評論和電影美學。最近成為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講師。

2014年雨傘運動時,他在英國唸大學,曾與當地過百名香港人,在中國大使館外參與絕食,抗議香港警方向市民發射催淚彈。他父母在油麻地經營茶餐廳,形容媽媽「好正」:「雨傘時,見到學生那樣感覺心痛,會送奶茶出去;雖然父母都忙搵錢,但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六四遊行就算八號風球都會去,有些底綫是會堅守的。」

陳力行是在影友會認識任俠,並一起創辦「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認為低限度資源也可以拍到好電影;《少年》就是示範作。

《少年》的電影配樂由日籍福島章嗣 (Akitsugu Fukushima) 編寫。Aki是位結他手、作曲家和音效設計師,同時製作電子和後古典音樂,為電影、劇場和視覺作品配樂。他現居澳門。

「電影就是說故事,不是在於有無資源,試想2億元可以拍到幾多套《少年》?」任俠說,如果把2億元交給新導演,可以拍出百多200套作品,可以回到「1980年代香港電影輝煌時期」。他們的烏托邦——香港電影圈重新定義,應該屬於認真做電影的人。

任俠現正身在台灣,可以在大銀幕看《少年》,他也將出席金馬獎頒獎禮。「如果《少年》無入圍金馬獎,根本無人知道有這個作品的存在,可能收在櫃桶底便算了,但開始時一定有期望,相信這不是無價值、無意義的事。」

無論《少年》成績如何,他們已計畫眾籌250萬元,拍攝長片,「《少年》60萬元都能完成,我們有行動力,想即刻再拍;拍不到長片,就拍短片。」

忘了問他們幾多歲,不過無論他們是否不再少年,認真做一件事,那怕徒勞無功。

他們說的:「縱使徒勞無功,決不無疾而終。」(Even if in vain, we will sus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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