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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兩年】記下群眾傷痕 香港紀錄片工作者:「讓將來的人理解2019年的人在做甚麼。」


2020年11月21日,香港市民都守在屏幕前,集氣期待《佔領立法會》成為第57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得主。雖然該次願望落空,但2021年5月6日,該片與《理大圍城》獲頒第12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華人紀錄片」獎。

此後,《佔領立法會》像是暫且卸下歷史任務,但《理大圍城》卻風波不斷——由電檢風波至涉嫌違反《國安法》、發行商影意志突遭藝發局停止資助,有如被無形紅線捆綁,放大了莫名其妙的恐懼。

然而,讀過香港紀錄片工作者其中三位導演的拍攝初心,就知道他們也是身處時代洪流,擔起擅長的崗位、記錄歷史。反倒是,兩部紀錄片帶出的命題更值得反思。

Samson Huang攝

牆上留下的信息

三位導演阿梓、阿銘和阿浩在雨傘運動時期已相識,但儘管2019年的社會運動延展多月,三人還是「單打獨鬥,各自隨意拍攝」。

「Be water」(如水)是這場運動的形態,他們三人亦「如水」般流動。譬如,阿銘在11月13日曾到中大,但示威者已轉場至理大;阿梓則先到了城大,發現校園被封,猶如監獄,才轉到理大。

進入理大後,無人意料到,是一場困獸鬥。「我帶不夠電(攝錄機),四處問行家借,他們說:『咁嘅時勢仲借電俾你,你乜料呀?邊間㗎?』」阿梓說,雖然錯失不少畫面,但覺得隨心而行最好。

自11月17日晚,警方封鎖,理大一片混亂。阿銘坦言,作為個體,視野有限,想拍就拍:「(抗爭者)靠在牆上寫字,互通信息;自己就靠直覺,邊走邊拍。」他鏡頭下記錄的是「痕跡」——牆上留下的信息、地上留下的工具和物件。「他們都戴着防具,甚少直接拍他們,反而着意拍攝周遭的環境。」

阿梓則偏愛拍攝討論:「即使拍不到畫面,也會錄音;其間有很多場討論,但敏感時刻又不會舉起攝影機,所以就全程錄音,他們稍為鬆懈則拍些still(定鏡)。」影片中部分討論的片段以空鏡處理,因為沒有拍到畫面:「討論的意義有很多,過程中,可以知道每個人獨特的性格、語氣、態度,雖有分歧,但都是能夠理解的,可以知道他們怎麼會『撞埋一齊』(走在一起 )。除此之外,就是情緒。討論當中有很多情緒,而紀錄現場的這些情緒,對我而言,是理解運動很重要的一環

圍城兩天,抗爭者以不同方法離開校園,也有的困於校園内。「後來無心機拍,睡醒就四處走走,找找吃的,也想找人聊聊,純粹是表達『你還好嗎』的意圖。」阿梓就在Core Z碰上難忘的情景:「兩個中學生坐在一角,看來年紀很小,沒有說話,神情呆滯,就走過去問他們發生甚麼事。」

二人望了阿梓一眼,沒有太大反應:「我再問他們怎麼像『就嚟死咁樣』,他們才問可否拍下他們望着的那輛(警)車。」原來,他們一位女性同伴抵不住受困的痛苦,毅然跨出欄杆,想經過火車軌離開,卻給突然衝出來的防暴拘捕。「他們因為『淆底』(害怕),不敢陪她衝,看着她被按在地下,然後押上車,很擔心也很內疚,問我『她會否被強姦』。」阿梓形容二人似乎在受驚後說話斷斷續續:「不知是怎樣的狀態,我又不知道應否說話。」那個時刻,三個不知所措的人,沒有再說話,令阿梓難以忘記:「三個都解決不了當前的問題,之後是怎樣卻沒有印象,就只停留在那個moment(時刻)。」

記錄是讓後來的人了解這一年發生甚麼事。Samson Huang攝

創傷是難以磨滅的陰影

阿銘與拍攝團隊不時出現的討論:「剛才見到甚麼甚麼,但拍不下去;又或者,拍不拍、怎樣拍、為甚麼要拍?不如做其他事情。」他堅持拍攝:「作為紀錄片人,眼見理大事件影響之大,在現場可以做的,就是拍攝。」他既然無法成為抗爭者的一分子:「就做好自己的角色。」他自言,無法與「五大訴求、爭取真普選」這些口號產生情感上的連結:「但在理大,感覺是可以connect(連繫)的。」

持續的恐懼,圍困校園,有想過離開嗎?「老實說,帶着記者身份的自己,沒有資格談恐懼,而且心底相信警察不會攻進來開槍,反而是這種蔓延的恐懼讓人擔心,在傳警方會隨時攻入以及會一直包圍下去。」不僅是不能離開,他們恐懼有很多的原因:「理大一役有太多的畫面令人揪心,目睹同伴被拘捕的創傷陰影、差點給防暴推倒的一刻、逃走時被強光照射……每個痛苦的一瞬間,都是很長遠、很大的影響。」

阿銘說,其間只是默默拍攝,需要時給予安慰:「後來沒再拍攝,就跟他們聊聊,他們知道我們不是新聞記者,不是在拍live(新聞直播),都表現友善,夠膽跟我們說話。」阿梓坦承,中段曾想過離開:「片中有一幕離開理大身處停車場,回頭見到理大被重重包圍,自己在停車場想了良久:『已經圍緊,係咪要而家走呢』。」最終,她還是回到校園,繼續拍攝。

在理大畢業的阿浩,自言心情更複雜:「後期想進也進不了校園,目睹一切發生卻無能為力,自己很無奈。」他說需要面對自己的脆弱:「回想起當時,覺得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卻沒有做的遺憾,對自己影響很大。」他形容,近期想法才比較積極、正面:「想着如果有下一次,如何作更好的準備。」

連結要有理解的基礎

完成拍攝後,剪接時想要理性梳理,但阿梓形容自己看素材時「狂喊」:「拍攝時會叫自己抽離,因為會難堪、內疚,睇片才是真正進入現場……是在沒有攝錄機形式下,將自己放在現場,反應就出來了。邊哭邊看,看看停停,原本想梳理的東西只是剪片的素材,其實要梳理的有更多,只是之前不察覺。產生的感受比在現場深很多,細緻很多,就嘗試剪出來、順便梳理自己的情緒。」當刻她亦沒有足夠信心完成剪接。

影片第一次公開放映,他們都糾結於對錯的問題上。「沒有出席分享會,但有在現場聽,當時自己整個人在發震,心跳加速,我們很confused(迷惘),不知道這樣做(拍攝成紀錄片)對不對。」步出戲院,阿梓哭了出來。

阿銘回想當初團隊的糾結,是其時社會運動仍未算完結:「只是相隔三個月,大家覺得運動未完,覺得會再續,未ready(準備)作總結。」第一次公開放映後,一直在修改,直到2020年10月才完成最後版本:「過程中,慢慢找回我們想說的是甚麼。」

最後的版本,影片以一個樓梯的長鏡頭作結:「當時覺得這個鏡頭可以用來總結運動中的一些感受,至少跟自己產生一個很大的connection。」決定以此作結,而影片亦由此開始,定出之前的鋪述。

阿銘補充:「有很強烈的感覺,是校長(校長走入校園嘗試解說,被抗爭者喝罵)那幕完結後,大家那種既焦躁又不知所措的狀態,自己也很惘然,就想把這種心情傳達給觀眾。」

阿梓認為,要真正理解這場社會運動,必須要親身去到示威現場:「 就算這條片只攝錄到現場很少很少的部分,只是講述了整場運動其中一個局部。」她覺得,不在現場的人很容易對運動的策略有意見,但未必可以理解到決策的背後經歷了甚麼:「為甚麼群眾會有這樣的行為、選擇呢?身處現場去觀察和聆聽是最直接的,也是很重要的一種連結。假如大家要繼續行下去,建立連結和理解,是要我們所有人一起做的。」

阿浩的看法是,在整場社會運動中,總有人行得前、有人行得慢:「(紀錄片)中間訊息傳遞的作用,是讓那些比較慢、未跟上的人去理解,甚至跟上來同步。」他覺得這個共同感受是重要的:「讓後來的人知道2019年的人做過甚麼、他們當時的想法,因為之後的人未曾經歷過,這樣可以拉近大家的理解和距離。」

沒有香港人能與2019年的心情斷裂,要完全切割,只有離開香港才能做到 。

後記

《理大圍城》雖然失落台灣金馬獎提名,但在2020年11月獲得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IDFA)的「最佳剪接獎」,後於2021年3月舉行的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獲頒「最佳電影獎」。其後,在香港作公開放映受阻,但今年10月,在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榮獲「羅伯及法蘭西斯佛萊厄提獎」國際大獎,是香港首次獲頒此獎項,亦是該電影節最高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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