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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兩年】48小時困獸鬥 社工媽媽:「我只想陪住班『細路』。」


「我問他有100元會捐多少出去?他反問我,還幫我答。他說:『假如你有100元,你會把剩餘的捐出去。我有100元,會先問自己下一餐飯要多少錢,然後我會將全部捐出去。這是我跟你們的分別。』」

這是社工Hope跟一位年輕「手足」(抗爭者) 的對話。

誠如Hope所說,年輕的他們並不完美,但在關鍵時刻的無私捨己,才構成香港最美的風景。

這兩年,有人離開,但有更多人決意留守。Samson Huang攝

留在香港 繼續做微小的事

處身愈見蒼白的香港,問兩孩之母的Hope,可有想過離開?「當然有啦,但感到很不安。經過那『事件』後,更覺大家是命運共同體。不因為我是社工,工作時我花時間和知識去幫他們,而是某程度上,我們是一體的。」她不忍此時此刻離棄年輕的他們,說到這心意時,淚潸潸而下:「慚愧是我不能上前衝,而仍留在香港,不在於香港是否有救,能否光復,那不是我所關心,我只是愛鍚這班『細路』。」

Hope不是完全認同他們,而且按一般社會標準,他們確實滿身缺點:「但與他們交集,會看見他們許多的優點。他們之中,九成九都是『窮到燶』,卻很願意幫助他人,知道誰無錢開飯,會不顧自己也把錢先給他人;至於自己無錢如何張羅,都是後話。」因為是實在的接觸,覺着他們的血肉、心跳,而不是隔著屏幕讀新聞所得:

社會是否需要用這麼苛刻的標準去看待他們?是否需要用到那些手段?

他們盛載的優良素質,是身為大人的你我,更要好好自省。「我只想與他們同行。」社工亦只是人,談不上偉大:「只是空閒時見面、吃頓飯,讓他們知道這個社會,不是人人都『唔like』(不喜歡) 他們。這只是很微小而我能做的事,也是留在香港,想繼續做的事。」

甚麼是真相?

回到2019年11月17日,Hope以理工大學校友和社工身份,走進理大,進行人道救援的工作。接近48小時的困獸鬥,不是身處其中,不會明白「圍城」下的惶恐。「進入理大,其一我是校友,當看著自己學校被『圍攻』,心情緊張,很想要幫點甚麼忙;其二我是社工,響應當時不同組織團體的呼籲,進行人道救援的工作。」

Hope形容,第一天早段時間,氣氛尚算平和,所設的社工站有如資訊中心般,給現場人士問路。時近黃昏,她因為翌日要上班,也要回家照顧孩子,早已準備離開:「當時已經困難重重,沒有安全的離開路線。」現場不少是初中學生,響應呼籲來幫忙後勤工作,就是在廚房幫忙洗碗、倒垃圾之類,從來無意參與前線勇武抗爭:「他們都想離開,但人數太多,我們分了兩組,第一組成功離開,第二組緊隨其後,但去路全被封鎖,我們是being trapped (受困)。」Hope正是第二組,無路可走的一群:「傍晚警方對外聲稱晚上9點前可以離開,那並非事實。」最刺激眾人情緒是晚上9點前,受困者千方百計逃出理大後,全數被捕。

校內情況,愈夜愈嚴峻。Hope和一眾社工只好帶著那班初中生,在校園室内先安頓下來。「氣氛沉重,大家都在『轆』手機,看那處有逃生路線,這邊說游繩,那邊有突圍。」她一心只想穩住同學的心情,提提各人飲水、吃點東西,稍睡片刻:「整晚室外傳來駁火聲音,大家不敢開燈,也不敢說話,又不時有傳言說警方會攻入,實在令人發癲,香港人無想過會面對這情景。」

這群人中,有負責人道工作的社工,有天真的初中生,也有擔心孩子安危貿然「進城」的家長。他們有的甚至沒有防具,根本無想過「迎戰」:「個別情況很焦慮,就如拍戲般,總有幾個會說增添大家恐慌的話,譬如『這次我們死定了。』」她說自己也驚到腳震,還要強裝鎮定:「那種緊張的氣氛,前線勇武或許能對應,我們整晚如置身戰地,以第一身看著情況演變,某程度大家是懦弱的。」

好不容易,熬過了這一晚。

11月18日清晨,速龍小隊一度攻入校園,情況並無緩和跡象。爬渠、突圍、被捕的消息,響爆各人的手機。人心虛怯,城內前線試圖突圍,城外營救方法盡出。

大約中午,Hope與一眾同工向同學分析形勢後,自行選擇去留。互贈祝福,如同生離死別。「最深刻的畫面,是有位初中生扶著行動不便的媽媽,企圖找離開的路徑,顯然他們是全無本錢突圍。」Hope與三位同工再設社工站:「不斷有人來問,是否不能離開?是否沒有其他辦法?大家都很崩潰、很絕望。」

直到晚上,數十名中學校長連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進入校園:「經商量後,我們提出兩個方案,說完後,大家不發一言,因為兩個都不是理想的選項。」後來,Hope與另一同工選擇被控暴動,帶著學生去找校長與張達明等人:「有家長本來是擔心子女才進入理大陪著他們,結果子女是18歳以下,可以登記身份證離開,但家長卻因此被控暴動。」

所做的,不會有即時效果,但先撐下去。Ip Sum攝

所謂同行不是只得你講

過去兩年,Hope緊守社工崗位:「那段經歷讓我有較好的介入點,有如入場券般,接觸『手足』,經過圍城的兩天,生死關頭,與他們有如命運共同體。聊起經歷,他們會說『妳也是嗎』,關係容易打開,得到他們的信任,願意說多一點。」

她與他們定期聯絡,有陪伴上庭的,也有陪看醫生,「主要是日常的陪伴,他們是否很需要這些幫助,我也不知道;沒有我,他們總有其他方法生活,此時此刻好想跟他們一起,一起不是要做些甚麼,只是站在社工本位,多點陪伴、多點關心。」

Hope形容,年輕人有自己的生活模式:

上場 (抗爭) 可以很勇武,不顧一切,但日常生活很混亂。不過,並非他們有多好或多壞,我們就要以自己的眼光去批判他們,而是真正的包容與同行,讓他們遇到甚麼情況,我們都是他們會想起的人物,可以支持他們,或者他們很艱難時,我們有些事可以做到,不是那個很陌生的人。

她說自己是基督徒:「在衝突現場,我們不能與警方對峙,但就在他們身旁唱詩、祈禱,是真正的與他們同行;今天也是,就待在他們身邊,跟他們聊天,聽他們說。」

說好的要好好生活

走過2019年,這樣的動盪,再走過2020年,那樣的不安。有人連趕帶跑逃離我城,但有更多人決意留守。Hope是其中一位。

既然留下是一項選擇,日子就要好好地過。「搵到有意義又值得做,自己喜歡又能應付的事,都是我的方向。」外在氣壓這樣低,確實令人鬱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未必每件事都顯眼。」回到日常,生活就是日常。「跟他們走著過日子,可能是跟女朋友吵架、家人入院,都是可以支持和關心。」判刑人數不住增加,寫信師傳送暖意,不可輕視。

所做的,不會有即時效果,就如吃黃店般,不會令政治環境有所改變,但先撐下去。你不會知道在哪個時刻,契機又會重臨。

縱觀歷史,的確從未有政權千秋萬世。

活在當下,傳承益顯重要:「我作為家長,更覺得要讓下一代知道,曾經甚麼是法治、公義。」然而,她亦會教導孩子,在這樣社會環境下,自處的判斷:「譬如有些說話會引起激烈衝突,甚至生命危險,就要衡量是否必須在公開場合說,我也不知這是否『跪低』,但如果要在香港生活,是必須有這些處世技巧,否則我不覺得能在香港繼續生存。」她認為,下一代更需要擁有思考的能力:「跟我立場不一樣,是沒有問題的,最重要是不要人云亦云。」

黑夜已深,白晝將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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