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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兩年】《12點前我要返屋企》記下歇斯底里後的孤寂 導演:我們都被政權圍困


「有人躲在假天花上,聽到軍靴聲經過,我不知道是真實還是幻覺,但他們長期處於這種驚恐狀態。也有人抱著去死的心態,只要警方攻入校園,他們已經準備好殊途同歸,這樣極端的狀態足足維持著24小時。我一邊聽一邊手震,我無懷疑過他們講述的經歷,只覺得太驚訝,驚訝到不忍心拍出來。」

當日是攝影記者的楊建邦,以前年理大圍城為背景,執導《12點前我要返屋企》實驗短片,在今年鮮浪潮影展上映。楊建邦認為,紀錄片看到衝突最激昂的一面,但其實去到圍城第三、四日時,入面的人已經發洩完傷心和憤怒,歇斯底里過後,剩下的是甚麼?「我想表達這種狀態、這種孤寂、被圍困下無人幫的畫面。未必指向理大,而是今日社會,大家普遍都有一種被政權圍困的狀態。」

兩年後的理大,校園外圍雖然拆走圍板,但校園內卻增設了鐵網圍欄。張凱傑攝

走,不走?

劇本最初的想法,是由理大校園的「抗爭飯堂」開始。「因為當時在飯堂,大家進食時會傾偈,談起食物好不好味、他們本身是甚麼人、在入面做了甚麼,可能當時我是攝影記者,很想發掘一些故事……」楊建邦回想起來。

故事原本有一幕,講述一班人在理大飯堂討論走還是不走,希望呼應當下香港,很多人討論離不離開、移不移民的社會氣氛,最終「有人選擇走,有人覺得做咗咁多嘢,點解要走?離開的,都是背叛我們。」但這一幕拍不成,不是找不到方法在理大拍攝,而是這些場景和對白都急不來,無得催趕、無得快拍,需要時間醞釀。後來,他想起圍城後期,杯盤狼藉的畫面,其實跟廢墟很相似,於是改到廢墟拍攝,再模擬幕幕被圍困的場景。

《12點前我要返屋企》片長半小時,有兩個故事,其中被困房內的男生,對著電話說話,之後又聽回自己的聲音,顯得不知所措,精神狀態不太穩定,後來一名女生意外闖入房間,談及被困之後掛念和想做的事。另一個故事,講述兩名女生為著走和不走的問題上爭拗,二人最終決定爬水渠出去。他形容作品有實驗性質,不是一個講求起承轉合、劇力萬鈞的故事,純粹想呈現一個狀態,「那種狀態不單止指向理大,而是整個社會環境,大家普遍都有一種被政權圍困的狀態。」

片中一男生被困房內,對著電話說話,又聽回自己的聲音,顯得不知所措。《12點前我要返屋企》劇照

虛構的情節 真實的經歷

劇情是虛構的,但角色的身分和場景的設置,卻有真實的根據。他在理大內,見過一對父子一同被困校園,兒子在茶餐廳做過,於是在理大飯堂沖茶給大家喝,跟當時高壓和緊張的大環境,相映成趣。他又聽過,有人躲在假天花內,在狹小的空間,驚慌地藏起自己的手手腳腳,更聽到有軍靴聲經過,走入他們身處的房間,「他們很惶恐,長期處於這種狀態,已經不知道那個靴聲是真實還是幻覺。」

他沒有懷疑被困者所講述的經歷,只覺一切來得太震驚,尤其是生生死死的故事、抱著同歸於盡的心態,令他一邊聽一邊手震,覺得不應該寫出來、不忍心拍出來,不想大家看完電影後,會淚流滿臉。他覺得,新聞和紀錄片已經說了最激動、最激昂的情節,但圍城去到第三、四日時,入面的人其實已經發洩完傷心和憤怒,他想表達歇斯底里過後,人與人如何相處和自處,剩下的一種狀態。

當時有人認定,若警方攻入校園,他們已經準備好殊途同歸。資料圖片

例如有一場戲,講述突然停電,女生坐下來,拿出手機錄音,說平時在家中要開燈才能入睡,但這裏無電卻無所謂,平時要有聲才能睡得著,這裏無聲又好像無所謂……她說了很多日常生活瑣事,試過因為趕功課,最多三四日無洗臉,但現在已經很多日無沖涼、無洗臉,最後又說了一句「好想返屋企」,之後拿出粉盒補妝。這幕想說的,是被圍困下無人幫助的孤寂。

片中又有一幕,兩姊妹凖備離開校園,大家姐在儲物櫃找到兩件黑色風褸,細妹說不喜歡著黑色。「在極端情況下,如何保持意志又好、喜好又好、很細微的事,可能對於整場運動完全沒有作用,但我就是想寫……某程度上保持少少個人意志、喜好,尤其在當前的社會,可能都是重要的。」楊建邦說道。

因為他記得當日在理大內,見過有人換上很漂亮的衣服「走佬」,跟慌亂的場景來得格格不入。

我們對抗爭者的想像是Black bloc,但那時很有趣,你會見到有個女仔著得好靚,好似文青女神咁,你會見到他們的喜好是甚麼。又有啲男仔著得好Hea,可能他們本身性格係咁,突然間好似見返有個人喺度,那種落差係好大。又或者,他們本身就是一個咁樣嘅人。
當時在飯堂,大家進食時會傾偈,談起他們本身是甚麼人、在入面做了甚麼,各有不同的故事。資料圖片

導演和演員的自我療癒

2020年8月開始寫劇本,同年11月開拍,直至今年1月拍完,真正開機拍攝只有五日,但已花費26萬至27萬元。如果故事內容是孤寂和抽象,拍攝過程卻來得劇力萬鈞。試過有一次,他們走入一個廢墟拍攝時,有人報警,嚇得他們馬上離開,之後有警車駛至,更入內搜查,那個場地當時正模仿理大內的場景,遍地膠塾和食物,或者警方以為只是露宿者,並沒有徹底搜查每個地方,最終也沒有採取甚麼行動,及後他們要再一次走入廢墟,運走其他模擬當時場景的道具,那時那刻出現那些物品,很易惹人誤會、借題發揮,只不過拍戲,都來得驚險。

揀選角色方面,他們最初在社交平台公開招募演員,但無提及劇情內容,面試時才解釋,不少人聽到後卻步,部分演員有公司合約,不敢接拍,十個當中有三四個退出。然而,在面試過程中,很多人分享了對事件的看法、當時做了甚麼,很多人都說當時不在理大入面,但有朋友被圍困在內,也有人當時在內地工作,被當地部門捉走幾日扣查問話。

有一場試戲,要演繹送走同伴後,一個人回到房間,看著電視直播校園出面的情況,結果很多人喊,好像是一種釋放,整個面試就像一場心理治療。「很普通的問題,都會無啦啦喊,或者未必是理大一件事,而是整場運動帶來的傷害,他們覺得自己所做的,只不過都是正確的事,亦有人會覺得為何我們團結不了?」

不少演員試戲,看著電視直播校園出面的情況,結果都哭了出來,就好像是一種釋放。資料圖片

對於導演本身,其實在理大圍城解封後,他都不想翻看有關的片段,「因為件事太震驚,尤其是校長入來之後,大家都癲了,有人覺得為何讓校長入來,又有人覺得為何校長現在先來,出現很多分離,有人離開,有人不離開,有人攬著說不要走,有很多情緒,不太想看,不懂得處理。」

「最大的創傷是,點解一個人要經歷呢啲嘢,點解要經歷這些悲慘和痛苦?」他說,有時在不同場合碰見其他導演,對方都會提醒不要一個人去剪片,最好有人陪伴,因為很多人都說,一路剪會一路喊,一個人剪會頂唔順。有時碰見其他記者行家時,對方都不是問理大入面發生何事,而是問「你點啊」,他覺得理大一役對所有人留下影響,每個角色的參與度都很高,不單止是抗爭者,記者、紀錄片工作者等,大家都好似參與了一場大事,而其他場景卻體驗不到。

「將自己不敢面對的經歷,用劇情故事寫出來,其實都是一種自我療癒。」今年6月《12點前我要返屋企》在戲院公映過幾場,他引述有觀眾分享,由第一個鏡頭開始,整個人已經抖震,又有人說已經很久無聽到兩年前的事,當社會無人說的時候,突然看到相關的畫面,覺得很感動,而這些觀眾大部分都很年輕。楊建邦說:

不知是因為作品,還是時間長了,社會無甚麼人講,創傷也好,感覺也好,也開始淡了,但我覺得可能都是一件好事,始終個傷害很大,係咁記著會很辛苦,有時淡了可能未必是一件壞事。
對楊建邦來說,最大的創傷是,「點解一個人要經歷呢啲嘢,點解要經歷這些悲慘和痛苦?」張凱傑攝

「電影是自由的表達工具」

不過,今年鮮浪潮還有一個小風波,同系列的電影《執屋》被電檢處要求改名及刪減14處內容,最終因為未有改動,而無法通過電檢。那時候,楊建邦和其他導演發起聯署,表明人生而擁有表達的權利,絕不會因審批條件收緊而噤聲,電影是自由的表達工具,定必繼續以此媒介表達心中所思所想,敦促電檢處勿抹殺影片的放映機會。及後,ViuTV播放今年鮮浪潮作品時,亦抽起了《執屋》和《12點前我要返屋企》。

我們這個年代,拍戲得呢班人,如果你不支持佢哋,最後可能只剩低自己做,咁就沒有意思了。

兩年過後,他以為會有很多跟2019年社會運動相關的作品出現,怎料卻沒有想像中的多,「隱晦都可以的,但如果連隱晦都沒有,我會問『點解呢?』。」然而,他說現在出現很多私人放映,從中發現很多新作品、很蓬勃,「當然這個現象一定不是好事,但是無計,或者是一個時間,讓大家思考要做甚麼電影、電影應如何運作、是否一定要走入戲院、觀眾是甚麼身分?透過小型聚會,反而大家可以討論,會有更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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