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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醫共生﹕社區臨終照顧的實踐


【撰文:陳永新博士】

世界衞生組織指出全球約有4億人需要臨終照顧,香港也不例外。一項本地調查訪問1067名三十歲以上的香港市民,發現超過八成受訪者表示若確診絕症,傾向接受紓緩治療(palliative care)。約三成受訪者傾向「在家離世」,當中近兩成受訪者傾向縱使家中未必有足夠支援,仍然選擇「在家離世」[1]。香港政府在2017年《安老服務計劃方案》正式宣告把「臨終照顧」這個項目放入「居家安老」的政策想像裏面。另一方面,按照長者的意願,並協助他們「在居處離世」,也是政府期望發展的重要措施。「在居處離世」意指市民可以按自己的意願選擇在那一個地方度過人生最後的日子,例如家中、安老院及護養院,不一定在醫院。

「在居處離世」讓臨終的人按意願選擇度過人生最後日子的地方,不一定在醫院。

「在居處離世」這個政策想像,其實能看成怎樣把人文精神帶回臨終經驗的社會場域。現代醫學自二次大戰後迅速發展,以醫療化(medicalization)為主導的介入策略,把臨終經驗納入專業範疇內進行管理。當時亡者和其親朋戚友慢慢習慣把死亡過程視作客體(object),再交由醫療專業處理。結果,臨終經驗由古代重視情感抒發、人本關懷和全體社區投入建構而成的日常生活經驗[2],轉變成為一個隔離(sequestrated)於日常生活,並以專業為主導的私密經驗[3]。

德國社會學家Norbert Elias 在他的經典著作《臨終者的孤寂》(The loneliness of death)一書提到,現代社會中臨終者面對的孤寂感不純然是一個心理現象,反而是由於本應出現的真摯溝通和關懷等社會關係,在現代社會的死亡過程中被隔離開來而引發的結果。死亡歷程在現代醫療專業主導下,人生的臨終階段,壓縮成為一堆冰冷的術語,喪失了如古時社會中的溫情和鼓勵,無奈和遺憾變得在所難免。處理好「在居處離世」,或許令「生死兩相安」的臨終經驗重現。

Norbert Elias的經典著作The loneliness of death提到,臨終者面對的孤寂感不純然是一個心理現象。

「社醫共生」在社區臨終照顧的實踐中擔當重要的角色。它把社會和醫療健康專業重新連結,一同協助當事人建構人本的死亡經驗。香港現時倡議「在居處離世」的目標是避免在急症醫院內倉促處理死亡,因為急症室不是一個適合告別的場所。社會企業毋忘愛近年以「社醫共生」的模式實踐在家離世,致力在過程中提升臨終者及其家人的生活質素。毋忘愛團隊發展出一站式的服務,由預囑喪禮安排、預設醫療指示到在家離世都能介入。當中的「生命頌禮司」負責跟有意為臨終作計劃的人士,提供協助和解答相關疑問,例如協助制定告別禮的規模、形式、地點、對喪禮用品包括棺材等的要求、安葬形式和安排,和個別特定的要求(例如捐贈器官)。

毋忘愛近年以「社醫共生」的模式實踐在家離世。毋忘愛Facebook圖片

另外,團隊亦提供電話查詢服務及舉辦講座,向大眾講解預設醫療指示的內容;同時與專業註冊醫生合作,協助簽署預設醫療指示。在家離世方面,團隊提供醫護團隊上門服務,在醫生見証下協助服務使用者簽署死亡證書,殯儀團隊處理一切所需文件,安排運送遺體至殮房安放。

「社醫共生」在毋忘愛團隊近年的實踐中,成功嘗試透過服務流程的設計,把醫生的角色適當發揮,又能把建構臨終經驗的自主權帶回服務使用者和家人的手中,提升服務對象的身心社靈健康。團隊在預設醫療指示及在家離世,都涉及醫生的參與簽署預設醫療指示和死亡證書,但是在整個介入都是團隊負責與醫生和服務使用者主動溝通和協調。例如在家離世的服務流程中,團隊在接到新個案後,都會邀請醫生一同跟服務使用者進行第一次面談,加強彼此了解。然後,團隊會為每一個服務使用者開設一個手機通訊群組,再把團隊、醫生(可能會有助手)、服務使用者和家人加入群組內,鼓勵服務使用者和他們的家人在群組中提出有關臨終照顧的問題,再由團隊解答。醫生在群組中同步知悉個案的成長和改變,再按情況在群組中解答有關醫療的疑問。

透過設立通訊平台,促進各持份者之間的溝通,彼此尋求共識,建立共同。在服務流程中,醫生的參與加強毋忘愛團隊和服務使用者的信心和支援。醫生在過程中,雖然只是擔當輔助角色,負責簽署死亡證明書,不過,隨着醫生在與個案直接的互動和回饋中加深了解對方,漸漸懂得怎樣運用醫生的角色,支持服務使用者自主地建構屬於自己的臨終經驗,從而協助服務使用者提升身心社靈的健康,體現「生死兩相安」。

毋忘愛團隊負責與醫生和服務使用者主動溝通和協調。毋忘愛Facebook圖片

毋忘愛團隊嘗試把「社醫共生」的想法,拉闊至普遍社會人士和醫療健康專業的組織、參與和合作,創立有別於之前社區工作和公共衞生兩個專業的協作。在服務流程中,團隊不但巧妙地把醫療健康專業和服務使用者的權力差距在個案管理的協商中 (negotiation)拉近了 [4],同時團隊集合了社醫的力量,讓服務使用者和家人取回建構臨終經驗的自主權,扭轉了上文提到現代社會時常發現被隔離(sequestrated)的臨終照顧經驗,把人文精神重新灌注到「在居處離世」的經驗中。

鳴謝機構:毋忘愛

[1] Chung, R. Y. N., Wong, E. L. Y., Kiang, N., Chau, P. Y. K., Lau, J. Y., Wong, S. Y. S., ... & Woo, J. W. (2017).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eferences of advance decisions, end-of-life care, and place of care and death in Hong Kong. A population-based telephone survey of 1067 adul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Directors Association, 18(4), 367-e19.

[2] Ariès, P. (1975). Western attitudes toward death: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 (Vol. 3). JHU Press.

[3] Mellor, P. A., & Shilling, C. (1993). Modernity, self-identity and the sequestration of death. Sociology, 27(3), 411-431.

[4] Firn, J., Preston, N., & Walshe, C. (2018). Ward social workers’ views of what facilitates or hinders collaboration with specialist palliative care team social workers: a grounded theory. BMC Palliative Care, 17(1), 7.

作者簡介:陳永新博士,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學博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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