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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與余英時交集的記憶之三:公共知識人的終生實踐 最後遺筆鼓勵香港、不要放棄


史學大師余英時上月1日在家中離世,享年91歲;在5日的一場線上論壇中,來自台灣、香港的學者錢永祥、周保松,以及中國流亡作家蘇曉康,分別提出他們眼中余英時「知識人的實踐」;錢永祥說,余是公共知識人的典範;周保松分享余最後傳真給他的遺筆,仍不忘提及對香港的鼓勵;蘇曉康則從他個人與余的往來經驗,首度揭露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始末,同時也透露,為何余自1978年後,再也不踏上中國土地。

余英時被奉為自由主義終身的實踐者,直到生前最後時光,仍不忘給香港人鼓勵。《壹週刊》圖片

「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敬 思想史的傳薪者』」,是由台灣聯經出版社與台灣《思想》雜誌、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在本月4、5日2天舉辦:邀請20位來自美國、台灣、香港及中國等地的史學、知識學者擔任與談人,各自分享他們與余在不同時期的交集與經驗分享。​

「知識人的實踐」是第三場論壇的主題,邀請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錢永祥、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及八九流亡作家蘇曉康擔任與談人;這場吸引7百至千人參與,參與者來自兩岸三地、美國等地,反應熱烈。

不過,由於提及「實踐」,必然談及當今中國大陸與香港等現實議題,當講者分享內容時,留言討論區也出現激烈文字交鋒,有人直接對周保松與蘇曉康進行人身攻擊,引發不少人回擊「閉嘴」、「踢出」、「小粉紅連基本尊重都不會」;主辦方後來甚至發出警告,並移除多位留言內容與議題無關者。

主持人Matters創辦人、端傳媒前總編輯張潔平在引言時說,「知識人」三個字是余的發明,首度出現在余英時2002年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提到他不喜歡「知識分子」的說法,所以改用「知識人」;在2004年聯經出版的《士與中國文化》一書,寫作過程中,余也一再叮嚀編輯,將書中的「知識份子」全改為「知識人」,並稱愈來愈不喜歡把人看成「份子」,所以再也不用這個詞了。

余後來在訪談中稱,「份子」是自上而下、被定義與分類且沒有靈魂的詞,以前約定隨俗而用,後來發現這個詞用在「右派份子」、「壞份子」,已不是一個中性的詞,是某種形式的「語言暴力」;他認為,語言會限制思想,所以用「暴力」的語言,也會「鼓動暴力」;所以,應該讓「人」的地位重新受到尊重,恢復「人」的尊嚴,開始堅持用「知識人」這三個字。

張潔平說,余也在訪談中提到,要做一個真正的「知識人」,要盡力完成自我,同時要尊重別人;他在學術與實踐中都做到這一點,作為一個重要的「傳薪者」,像一棵大樹一樣,庇護很多人。

錢永祥:余英時是公共知識人的實踐典範

錢永祥認為,余英時是符合美國政治哲學家定義的公共知識人。取自「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YouTube直播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思想》雜誌總編輯錢永祥引用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公共文化」的角色實踐,看待當前知識人的處境與應該負有的責任。

錢永祥說,從歐美及美國的發展歷史中,可看到從許多衝突與爭辯中,最後留下大家普遍接受的觀念與原則,並使得社會成員也普遍能接受;雖可能仍有爭議,但已有普遍共識,例如:所有人類都享有自由、平等及民主參與的權利。這些共識並非空談,而是構成一個社會的公共文化,奠定社會各種制度的正當性。

羅爾斯雖未提及「知識份子」的角色,但他提到,作為哲學家在構成公共文化的關鍵角色,應該以公民身分參與公共文化的詮釋與闡明,「蒐集」大家接受的信念,試著將其組織起來,形成一套架構社會的觀點。

錢永祥說,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家工作,很能呼應余英時對於現代知識人角色的期待,也就是尋找一套價值系統,作為規範的基礎。他認為,余英時應該會高度認同羅爾斯對於公共價值系統的詮釋,藉由奠定社會共同規範,才有機會展開自己的「形而上」追求,不至於遭受壓迫、歧視甚至禁止。

錢說,在華人社會中,對於公共文化的發展情況更為複雜,錢永祥說,以台灣過去40年來的發展來為例,逐漸生成一套公共文化、生活規範的雛型想法,但每次發展到一定階段,就會碰上其他力量的破壞,這是台灣社會需要鄭重思考的。他也提到,公共文化在香港社會的發展,目前面臨艱難情況,中國大陸則更為複雜。

根據余先生的想法,知識人在今天不能再自認掌握知識的真諦,妄想擔任「道」這個傳統的代言人;相反地,知識人應該尊重多元現實,積極促進多元討論;在現實環境中,以「制度條件」方面來看,要促進公共討論,最需要的就是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在「心態條件」方面,需要培養尊重異己、承認自己可能犯錯的基本態度。這兩者都是現代知識人要努力的目標。

羅爾斯特別強調「公共文化的歷史性格」,也就是說,公共文化是一個社會在經歷各種悲劇與悲劇的漫長過程中,集體學習的成果。

錢永祥說,「集體學習」這個概念對中國大陸朋友來說,或許會覺得敏感、刺耳,但他以台灣經驗為例說明,台灣過去40年來民主化的過程,若用一句話來形容其特色,就是給了台灣社會一個「集體學習」的經驗。

錢永祥說,這一點也是羅爾斯對「公共文化歷史性格」強調之所在,提醒知識人,要重視自己社會發展的歷程,要去對那些曾經震撼整個社會,捲入億萬人民的悲劇,例如中國大陸的文革或是八九,以沉重的心情協助大家汲取教訓。

錢說,在中國大陸的發展過程中,最大的遺憾就是對歷史的記憶、詮釋和重新敘述,受到政治力的強力干擾,所以,中國大陸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雖有驚人的悲劇,也有過很大的成就,但因沒有機會藉由歷史回憶、歷史詮釋,從事整個社會的集體學習,讓中國社會很難持續積累與凝聚共識,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他認為,今天知識人在中國大陸受到的限制非常多,這時特別需要海外知識界有所擔當;他覺得特別遺憾的,是中國大陸知識界沒有機會,好好重新回憶自己社會70年來發展的歷程及所提供的教訓;余英時的著作在當今中國大陸公開出版不易,這也是藉由這場論壇紀念余的最大意義。

錢永祥最後說,若從上述討論脈絡來看,「知識人」應該改為「公共知識人」或大家習用的「公共知識份子」,但很不幸的,今天「公共知識份子」好像變成貶義的詞,帶有嘲諷的意思;在每一個社會,都需要這種公共性、具有公共利益、公共修養、公共關懷的知識人或知識份子,他們不須都在校園或學院之中,也可在新聞界、媒體界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管在台灣、香港或中國大陸,都應更客觀地體會公共知識人在公共文化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周保松:余1985年已憂心香港「大火」 最後遺筆滿溢對香港的鼓勵

周保松提供余英時最後傳真及寄給他的親筆信,內容不忘給香港人鼓勵。取自周保松臉書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行政學系副教授周保松以「一生為自由發聲」為題,分享向余英時致敬的個人心聲;在分享過程中,多次激動哽咽。周說,余曾在其師錢穆去世時寫了一篇〈一生為故國招魂〉的悼念文,他也借用,改為「一生為自由發聲」,悼念余先生。

周保松說,清楚記得剛好一個月前(8月5日),早上起來收到余過世的消息,非常難以接受;因為他7月中剛接到余的信,那幾天剛好在想著好好回一封信給余,沒想到消息來得如此突然。

他認為,線上同時有9百多人參加論壇,相信不只是紀念余英時,更有重要的公共意義,即在現今環境下,不同地方的人能聚集在一起,向一個值得尊敬的人致敬,相信也是華人知識史上少見。

周保松先提及與余的「交集」,他說自己很年輕,與余沒有太多實際交集的機會,但最近重讀余的回憶錄,發現兩人的人生中,有許多難得的交接。

首先,余在1950年元旦來到香港,周則是1985年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余當時到香港是為了探望父母,周移民則是為與父親團聚,當時從沒想過要在香港落葉生根;兩人都有共同跨過羅湖橋的經驗。

周說,他與余的第二點交集,就是余到香港住在九龍深水埗,他則住在深水埗另一頭的北河街,相隔約10分鐘步程。1950年新亞書院創辦就在桂林街,就在北河街旁,所以,他少年時期幾乎每天都在新亞書院所在的桂林街遊蕩成長。

第三點,余當時讀了錢穆的《國史大綱》,所以決定就讀新亞學院,拜入錢穆門下;周中學時同樣也讀了《國史大綱》,一心想進新亞學院;他發現,這兩天參與論壇的與談人,只有他畢業於新亞,而在長長的畢業生碑上,排名第一位的也正是1952年、首位新亞畢業生余英時;所以他也代表許多新亞師弟師妹向余先生致敬與道別。

周保松談的是余英時的自由主義,首先要探究其內涵為何?他認為,不能單單用一句「反共產主義」就沒了;更重要的是,為何在今天的香港、中國與世界,自由主義都還值得大家堅持與追求?

周保松問,余是從哪裡發展自由主義的思想、吸收自由主義的養分呢?很多人認為余師承錢穆,在香港的5年歲月中,只學習儒家思想、培養歷史學的訓練,其實,在這階段,更重要的是他定下一生的基調,尤其對自由主義的想法,都是在香港培養與建立起來,

周提到,與余最後一次的往來記憶,在《蘋果日報》收掉那一天,他心情非常不好,所以寫了一封長信,附上一份《蘋果日報》寄給余,沒想到余很快傳真回信,但因惦記擔心他沒收到,二天後又用寄信方式寄給他,所以二周後,他又收到同一封信;後來才明白,余非常在意這一封信,也令他感到非常內疚,為何要拖這麼久、沒先告知余已收到傳真。

從這封信來看,已可看到余的字跡已略有不同,感覺像是寫字有點吃力。周說,余仍努力寫這封信,不僅是寫給他,而是想給香港一些鼓勵,他有一些話想對香港所有人說。所以後來也公開此信,讓大家共同紀念。

余在信中提到,「香港情況向民主自由相反的方面進展,我早在NY時報、電視等媒體上注意到。在短時間內,大概不易改變,但我始終相信人類文明正途不可能被少數自私自利的人長期控制。香港自開始(1843)就享有自由,不在專制王朝手中。以香港人的覺悟程度而言,也決不甘心做奴隸或順民。但人的主觀奮鬥是極重要的,決不能放棄。」

信中提到的「民主」與「自由」,是普世價值,人類文明應該朝此方向發展,由此可看出,余有清楚的自由主義立場,即在社會基本的制度裡面應該追求的,這也是他人生走到最後,仍堅持的立場。

周引用《余英時回憶錄》書中的內容:「我在1948年以前基本上已認同了『五四』以來,『民主』、『自由』、『科學』的新文化,不過當時僅知其所以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系統性地閱讀了二十世紀中葉的政治、社會思想和專題研究之後,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才真正成為我深入內心的人生信念。」

周說,余原本受左派思想影響,但在20幾歲時,已清楚確定自己的自由主義立場,相信民主、自由,相信五四運動,而且以自己要繼承胡適代表的自由主義傳統,繼續努力。

周也引用余書中的話說:「改革社會,使這些進步價值得以實現,必須避免左右兩極化的『畢其功於一役』,而只能採取逐步漸進的方式。」也就是說,余認為,為達成目標,不能用全盤反傳統、激進的方式,一夜之間、透過激烈革命就達到成果。

若無法一夜成功,應該用何種方法進行呢?周說,就是錢永祥所提到的,也是余一生努力追求的,希望建設公共文化,將自由民主信念植基生根於文化之中,慢慢推進中國政治轉型。這也是余自五十年代開始,對於台灣、中國大陸的相同期望與努力。

由上述兩段話也可看出,從余年輕到人生最後,都有一脈相承、一以貫之的自由主義立場。

周保松也在基本立論提到,余是繼胡適之後,在華人思想界最有影響力和最受敬重的自由主義者。他通過學術書寫、公共評論和政治參與,一生都在努力推動自由、民主、人權及法治等價值,在華人社會生根,形成一種自由主義式的公共文化,為政治轉型做準備。余有清楚的目標,身體力行推動改變,不是如同他自稱對於政治參與「只有遙遠的興趣」,他的書寫與評論,本身就是一種行動,終其一生都在實踐,這與今天很多知識人非常不同。

周說,余自年輕時代開始,便以現代知識人自許,對於自己的責任和角色,有清楚自覺,並且知行合一,「吾道一以貫之」,成為「追求人生基本價值而付出努力」的典範知識人。這與古代「士」不同,士是透過在朝廷當官改變世界,余則從未想過當官,他希望以獨立知識人身分參與並影響公共文化,所以他是現代知識人。

周保松認為,余的歷史研究和公共實踐,絕非兩個割裂的、互不相關的,甚至有內在張力的世界,而是具有內在一致性和整體性的公共知識人代表,也與西方知識份子如哈伯瑪斯、薩伊德、杭士基是相同典範,他們在各自學術領域有傑出成就,也將他們習得的學術,投身於公共領域之中。兩個世界相互補足、支持。

周說,對於知識人來說,特別重要的,就是要實踐「完整性原則」(principle of integrity),將自己真誠相信的倫理原則,主動實踐到生命不同領域,並為自己的行動承擔責任,活出人格上的一致性和完整性。

周保松認為,余的自由主義不是基於個人或階級利益,也非受到國家宣傳機器洗腦所致;不是個人主觀喜好、或出於一時激情或文化篇見。余也認為自由主義不是絕對、不可質疑的獨斷教條,但相對於文化、階級國族,他的想法也不是隨時可以更動的信念;所以,自由主義是基於人的實踐與不斷反思,有合理理由支持、可以被修正的政治道德觀。但也就是這一「可以不斷修改的價值系統」取向,讓他無法認同中共「一黨專政」的統治。

那自由主義是什麼?周保松說,他相信余會認同他的說法,也就是一個具有正當性的國家,必須充分保障每個公民享有一系列的基本自由和權利,從而使得每個人都能有機會和條件活出自己想過的人生。

這些基本自由,包括人身自由、良心和信仰自由、言論和思想自由、新聞和網絡自由、學術和出版自由、集會和結社自由、擁有正當的個人財產的自由,以及最為根本的,參與政治和選舉的自由。

自由主義的道德基礎,就是「自主」和「平等」,是構成自由主義的兩隻腳;因此,國家首要責任是保障公民享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所以,國家不能強制所有人相信同一個絕對、普遍、獨立於個體而存在的上帝,天道、至善,或者黨的意志;主要原因並非這些信仰必然是錯的,而是必須得到每個人發自內心的認可,「尊重我的選擇自由,不能強迫我接受黨的教條」。

也就是說,自由社會容許個體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與宗教認同,也必然是個文化和價值多元的社會。

周保松也說明「專制之惡」,任何對個人自由的壓制,意味個體選擇空間的減少,包括不能自由選舉、宗教沒有自由、教育一定要讀哪類教科書,經濟上如中國大陸最近發生的事,沒有自由,就無法根據自己的意願,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

周說,「中國大陸朋友應該很清楚我說這些話的意思」,自由主義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壓制個人自由的專制政體,因為它傷害人的自主性和主體性,使人難以有尊嚴地活著,「活在不自由的制度下,每個人的生命質量都在遭受根本的破壞,沒有人能倖免。」不管有錢或沒錢的人,在這種制度下,都會受到傷害。

周認為,余在香港的5年,即到哈佛大學前的1950至1955年,是他的"defining years”,即一個人獨立於他的父母與權威,界定「我是誰」和「我的人生目標和根本計畫是什麼」,並界定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關鍵時期。

對余來說,香港不是過客之地,而是構成他自我的重要部分,即構成self的重要一部分;如此才能解釋,余去了美國,沒有停止對香港問題的關心,直到去世之前,還是關心香港的政治發展與處境。

周保松也引用余英時發表在《明報》月刊1985年6月號的一篇有名文章,也就是〈常僑居是山,不忍見耳〉,文章提到他的「中國情懷」,就和鸚鵡救火一樣,直到去世前,依舊奮力為之。

關心中國,對余個人一點好處也沒有,但他還是像鸚鵡一樣,一次次努力沾濕翅膀,企圖救火;許多住在山中的人,不僅不欣賞他的做法,甚至嘲笑他,更可能幫忙添薪,讓山滅得更快;中國現代很多知識人都這樣,不當鸚鵡,反而讓山林大火燒得更猛。

周保松更想分享的,是余在該篇文章提到,「不但對中國如此,對香港我也一樣有『僑居是山,不忍見耳』的情感。最初為文涉及香港的文化問題,責之深,也正由於愛之切。我先後在香港僑居了六、七年,何忍見其一旦毀於大火。」;周感慨地說,余英時早在1985年就對香港寄予如此深的情感,當時香港還沒有大火,今天2021年,香港真的是發生大火、山河破碎了。

周用李白的詩「拔劍四顧心茫然」,因為他的心情相信和余一樣,非常痛苦;兩人都是僑居香港,受香港很大恩惠,看著香港在大火邊緣,所以,余英時除了中國情懷」,也有「香港情懷」,這與他的人生經歷有非常大的關係。

周也以余英時在文章中提到決定到香港的心境,「我突然覺得頭上一鬆,整個人好像處於一種逍遙自在的狀態之中」,雖不到一秒鐘,但「感受之深,卻是平生之最」;因為,對余來說,香港代表自由的狀態,羅湖橋的兩端,就代表不同世界,1950年就有這樣的感受。

另一個故事,則是余來了香港之後,本希望回去燕京大學念書,卻在石龍這個小站,因火車故障,改變心意,決定再回到香港,這個決定也改變他一生的命運;若沒有這個決定,就沒有今天的余英時。

周保松也提出,香港時期對余英時的影響,在錢穆指導下精讀漢史,對學術生命產生難以估量的影響;另外,在校外的求知活動,對組織和治學也同樣起了定型作用。

周並分享,余在五十年代寫下的香港,其中提到,「當時流亡在港的自由派知識人數以萬計,雖然背景互異,但在堅持中國必須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則是一致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知識群體,並擁有難以估量的思想潛力」。時至今天,思考香港今天對於中國未來的轉型扮演的角色,余的話仍有很大的參考作用。

周也在最後留下問題,即余自五十年代以降,在不同歷史時期,一直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對大陸、台灣和香港各種打壓人權和民主的舉措做出批判,並給予抗爭者公開聲援和支持;余的行為是理性的嗎?他是傻瓜嗎?他為何選擇這樣的生活,他大可以在哈佛當他的大學者,悠閒做學問,幹嘛要做這麼多事情?這個問題值得今天每一個公共知識人捫心自問。

周保松說,他相信余英時這樣做,一定有堅定的自信,清楚知道自己這樣做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遠遠凌駕於個人的得失。

余堅持的理由,周保松也做了整理,首先,就是承繼中國士的精神,踐行知識人和民主公民應有的責任;其次,給予受壓迫者和抗爭者應有的道義支持,支持他們度過難關,共同面對困難;周覺得特別重要的是,余希望藉由他的參與,鼓勵後輩,參與發展公共文化,為社會轉型做好準備。

也就是說,余希望藉由他的付出,能給這個社會一個榜樣,去做可以做的事。余會這樣做,帶有一種宗教感,是一種對於實現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內在呼召,他很年輕時就覺得有這樣的責任,將這樣傳統與承擔發展下去,也就是「非如此不可,沒有其他的方法。」

周保松舉《論天人之際》書中論點為例,認為對中國士人或讀書人來說,都要透過個人實踐來賤道。取自「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YouTube直播

在問答階段,周保松舉余在《論天人之際》中一個有名的論點,中國在春秋戰國時代經歷所謂「軸心突破」,以孔子為代表,即當時的士,在傳統禮教崩壞之後,能直接走出一條內心超越之路,個人透過自己道德的努力可以接通天道;在中國傳統所謂「天道」,隱含一種超越、客觀的價值與基礎,個體如何接通天道,透過個人努力道德實踐就可以接通,這是中國文化傳統自孔子以降的重要特點,也就是對中國士人或讀書人來說,要透過個人實踐來踐道。

所以,自由主義視每個人都是有自主性的主體,尊重每個人都有獨立判斷與思考能力,因為尊重主體特質,國家應該在制度安排,盡量給予每個人充分自由,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現代社會公民每個人都可以追求值得追求的道,如生活方式或相信的理論,在此多元前提,要尊重每個人有同樣選擇的自由,可說服、辯論,提出自己的主張,用理由去說服,但不能要求國家用公權力強迫所有人相信同一套所謂「道」,這一點上,自由主義與儒家有相當大的張力所在。

蘇曉康:揭密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始末 余英時為何終生不再踏上中國土地?

蘇曉康提供普林斯頓中國學社成立時拍攝的照片。取自「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YouTube直播

八九流亡作家蘇曉康則分享余英時與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成立的歷程,他說,余地位很崇高,一直關心大陸學人處境;假如真的有一群從中國大陸的學人,到了余跟前,會發生什麼?1990到1994年出現的中國學社,就是回答這個問題,因為,這一段歷史,余在個人文章中,隻字未提。

蘇曉康說,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約有20多人,都是中國非常著名的知識分子,他們也未公開寫過中國學社的發展。蘇想藉由這一段歷史的發展,從中看到,余處理人的關係,看出他的人格與風格。

蘇曉康說,中國學社在非常偶然情況下出現。當時,有一位在五十年代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的企業家,非常喜歡中國古文字畫;89年夏天,他原本開了一張一百萬美金的支票要買一件藏品,卻在6月4日或5日廣播中,聽到六四天安門大屠殺事件,對他有如驚天動地,令他非常痛苦,後來決定不買古物了,便將支票寄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希望學校用這筆錢幫助在普大讀書的中國留學生。

普林斯頓校長接到支票後,覺得不好處理,因為中國在普大的留學生都領有獎學金,不需要額外資金補助,於是,校長就將支票交給東亞系,因與中國有關,較符合捐款人原來的意願;余接到支票後,與同系教授周質平等人商議,覺得若將這筆錢用來幫助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文化人也很合適。

蘇曉康在89之後遭通緝,透過香港黃雀行動將他救到香港,在89年秋天到了巴黎;不久,便收到余寄來的邀請函,邀他到普城訪問;其他流亡人士也收到邀請,隔年他就到普林斯頓。

東亞系發出邀請函後,陸續有25、6個流亡的知名人士,例如中國大陸著名記者劉賓雁、學生領袖如柴玲等,都是學社成員;東亞系要中國學社自己管理,後來成立理事會,第一屆由蘇曉康當理事會主席,劉賓雁當名譽主席;後來捐款人說,既然來了普城這麼好的學校,是否上一點課程?後來由東亞系組織,上了普大多位名教授約三個月的課。

中國學社唯一辦成的活動就是「文化中國:從五四到河殤」,蘇曉康當時在台上發言。取自「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YouTube直播

中國學社的成果,就是1991年5月4日開了一個大型討論會,主題為「文化中國:從五四到河殤」,這個討論會是余建議,題目也是他取的;當時從歐洲、香港、台灣許多學者參加,後來還出版一本書《大震盪之後的大反省:從五四到河殤》。

蘇曉康首度揭露,當時學社發生的一些人事問題;他說,1百萬美元捐款,差不多在第一年就用完了,余當時特別到台灣,找時任行政院長郝柏村批准,透過三民主義大同盟主席馬樹禮撥款,一年25萬美元。

當時,同為中國學社成員之一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前所長、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核心經濟智囊陳一諮,已在會社之外自行成立中國當代經濟研究中心;後來輾轉得知余從三民主義大同盟得到資助,就來要錢,被蘇拒絕;蘇記得,當時陳一諮要求學社發工資的問題鬧得非常厲害。

余後來拿了陳一諮寫給他的信,問大家怎麼處理?最後,余決定將三民主義大同盟給中國會社的一年25萬美元,全給了陳一諮;余自己又去台灣要了一筆錢,並說「就當花錢消災吧!發生了也沒有別的辦法。」

後來,蘇曉康出車禍,1994年余邀請蘇曉康到家中吃飯時說,「你出車禍,你的事我會管,學社的事,我不管了」推測可能從那之後,中國學社就停止活動;雖然學社牌子至今仍在普城,但大家早已各找出路,各自分散了。

蘇曉康回頭查日記,當時他發生車禍住在水牛城一家醫院,余夫妻從普林斯頓搭火車千里迢迢到水牛城探望他,蘇哭著向余說,想回中國治療,余反勸他說,「共產黨會那麼仁慈嗎?你想一想」;蘇說,這句話,當時他想不懂,但過了20多年,2003年他父親去世,想回國奔喪,中國大使館果然拒絕給予簽證。

蘇曉康說,余對於中國制度、政權,有一種一下子就能看透的穿透力,「反而我們在那個制度下出來的人,根本不懂這個政權與制度」,這是他對余的親身感受。

蘇說,有次余送了陳寅恪的書給他,蘇想找余聊,他卻聊起梁啟超;也就是說,余覺得梁啟超思想與人生前後變化,更適合蘇。他也講了重要看法觀點,蘇車禍後有一度完全精神崩潰,一度人完全垮掉,主動要蘇到他家去,給了他建議。

余說,要去跟中國歷史上的優秀人物接通心靈,就像信基督教一樣,便會得到很大的精神補給與來源,變成另外一種人,從歷史裡找到另一種活的生命。後來,他看了許多人的著作,主要從晚清、民國時代看起,包括陳寅恪、梁啟超及林徽因等人,他們雖都有缺點與優點,但令感受很深,五四時代真是一個天才輩出的時代。

蘇曉康說,看完文章,寫完這些人物,「我們這些時代怎麼這麼平庸,無法跟那個時代比!」從讀他們的書和有關他們文章的過程中,自己也得到拯救,「這是余先生給我指的一條路,非常非常關鍵。」

蘇曉康也透露余家人受制度迫害之苦,余自己不說,書也不寫;有一次在余家中,余才對他說,你們流亡到美國,可以受政治庇護拿綠卡,他本人雖不是接受政治庇護,但當時他的父親在香港已待不下去,他必須幫他的父親申請政治庇護來美國;當時,余在哈佛讀書,要替父親申請政治庇護,得找人做經濟擔保,窮學生找誰做經濟擔保?最後找到一位在費城的基督教華人牧師願意擔保,他還特別從波士頓坐火車到費城簽字。

至於余1978年回中國後,當時已是經濟改革開放,為何之後余都未再踏上中國大陸土地?蘇曉康說,可以從很多角度解釋余不願再踏上中國土地,畢竟當時中國政府千方百計要拉余英時回去,還把余潛山老家修整得富麗堂皇,變成當地風景點。

有人後來送他一套余英時老家照片,他原本想送去給余,被蘇妻阻止;為什麼余不回去?他知道,中國政權在余先生一家離開之後,余家一族留在中國大陸的後代,當地政府不准他們上大學,對余是非常大的傷害,所以,他不願再踏上這塊土地。

蘇說,余先生有位表妹張先玲(「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兒子王楠就是在六四天安門被打死,當時他拿了相機照相,一閃光一顆子彈就打過來,張先玲好幾天找不到兒子;戒嚴部隊將這些屍體在附近找地方埋了,好幾天後,張先玲在天安門附近中學才挖出兒子屍體。

周保松:余英時20幾歲從香港開始 一生都是自由主義者

最後一個問題,有讀者問道,知識人在這個割裂的社會能做點什麼,保持希望的火種?如何自處,讓同行者看到彼此的光亮?周保松說,很多人在類似活動都會問,現實很黑暗,不理想,個人活在其中怎麼辦?力量從哪裡來?他說,今天花很多時間跟大家討論,余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意味是什麼?余20幾歲從香港開始,直到人生最後階段,一生都是自由主義者。

從五十年代到2021年,中國發生這麼多事,在理論上或現實上,自由主義在中國非常低潮;從余一生走過的路來問同樣的問題,余一生的底氣、道德、知識資源從何而來?

余20幾歲也面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他到香港後,在學理上要能回應唯物主義的說法,唯一可做的方法就是讀書;當時除了跟錢穆讀書,也主動到英國文化協會與美國圖書館借了很多當代不同理論、歷史的書來看,開拓自己的眼界,這也證明一點,「讀書可以給我們力量。」

周說他非常感謝余英時,因為他自己也從事學術工作,余留了一大堆書,每本書都是心血,只要進入他的思想世界,就可以得到力量,從書中看到他人生歷程與思考;所以,今天談懷念余先生,不要在聊天室聊聊就好,好好認真讀書,接應余提出的問題,好好思考下去。

余在美國這麼多年,還關心中國發展,中國是大家的,大家都活在同樣的國家裡面,國家制度不好,所有人都受苦,沒有自由大家都感受得到

周表示,他不喜歡說,余過世,就是一個時代結束了,感覺像是旁觀一個偉大思想家離世,悼念完就沒了;余一生努力給了這麼多道德和知識的寶貴資源,下一代應該思考如何接續他的努力走下去,從他立下的榜樣得到啟發,在每個人自己的位置做一點事情,千萬不要說什麼事都做不了,結果變成犬儒主義,最後變成「現實沒辦法改變,只能接受和屈服,眼睜睜看著別人努力與犧牲,這不是余所要的。」

周說,「這世界是我們的,大家認真看待這些問題,在自己有限的空間努力」,今天可以參與這一場討論,也是非常不容易,當中國言論自由受這麼多限制的時候,這樣討論就很好。所以,他建議,好好讀余的書,討論自由主義的問題,接續他提出的問題,大家繼續走下去。

錢永祥則說,這問題很沉重,任何具體建議,都不忍心說出口,特別是在中國大陸各種壓力很大,限制很多;他舉葛兆光先生曾提余英時書中的話說,宋朝的君主統治者對於知識人較尊重,所以當時的人認為要「得君行道」,到了明朝,因為受到朝廷嚴重壓迫,極盡誣衊之能事,所以變成「覺民行道」,不再寄望於德君,而是覺民,喚醒民眾來行道。

錢說,放在今天的環境,根本問題是,每個人都要面對「自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問題,就會有一種強大的責任感,不可以太委屈自己,不可以活得窩窩囊囊,在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想說的話盡量說到、做到自己想說的事,雖然困難,但人不可以放棄,才不會變成虛無、犬儒的人;所以,若在乎自己作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就會開始在乎其他人的很多事情,這是不再寄望於君王,也不再寄望於整個社會覺醒,而是在自己周遭有限的環境下,發揮一些影響力,去做個人溝通。

蘇曉康說,中國大陸很可能進入黑暗時代,多長不知道,因為看不出這個政權有任何改弦更張的跡象,看不見民間有任何抵制的可能性,所以,他對年輕人有兩個建議,非常簡單,第一,大家都不要做壞人,不要去害人就好,「不要求你勇敢、當烈士,不要做壞事就好」;第二,有餘力就幫人家一下,以前常推薦一本書《日瓦哥醫生》(台灣譯《齊瓦哥醫生》),主角不是抵抗者,是有點軟弱的醫生,但他堅持不做壞人,有任何餘力就幫人家一下,能做到這兩條,就對得起良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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