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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曾與余英時交集的記憶之一:從「鸚鵡救火」的中國情懷到「不許人間弄釣竿」的詩言志


史學大師余英時上月1日在家中離世,享年91歲;本月4、5日接連二天,在一場線上論壇中,來自哈佛、耶魯及普林斯頓大學的多年好友,分享與余英時在生命中交集的共同記憶;普林斯敦榮譽教授周質平說,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就像「鸚鵡救火」故事,體現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權上,明知其不可為仍為之;耶魯榮譽講座教授孫康宜提醒,詩也是余重要思想的一部分,不可漏缺,並分享多幅余的詩作,其中一句「如今況是煙波盡,不許人間弄釣竿」正是他藉詩言志的重要心境體現。

台灣聯經出版社與台灣《思想》雜誌、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舉辦為期2天的「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敬 思想史的傳薪者』」。取自聯經出版

余英時生前中文著作,在台灣多交由台灣聯經及允晨出版社出版;目前兩家出版社各有出版計畫,包括允晨預計在11月出版遲延12年之久的「余英時訪談錄」,內容幾乎可接續《余英時回憶錄》一起閱讀,這也讓許多期待《余英時回憶錄》續編的讀者,有機會了解余自哈佛學成後的人生後半場重要學思經歷;兩家出版社目前也都各有蒐集余詩作並結集出版的計畫。

這場「余英時先生線上紀念論壇:『敬 思想史的傳薪者』」,是由台灣聯經出版社與台灣《思想》雜誌、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在4、5日2天舉辦:共舉行「與西方對話,哈佛、耶魯到普林斯頓」「究天人之際,此身所立的中國」「知識人的實踐」「史學家的耕耘」「寫作者的修養」等5場論壇,邀請20位來自美國、台灣、香港及中國等地的史學、知識學者擔任與談人,各自分享他們與余在不同時期的交集與經驗分享。​

論壇名稱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榮譽教授周質平與葛兆光先生的文章,在中國儒家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史中不斷融會、解碼與傳薪,正是余英時先生91年不停歇的思想生命,最好的寫照。​

首場講座由加拿大卑詩省大學亞洲學系教授丘慧芬主持,並由、耶魯大學東亞學系榮譽講座教授孫康宜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田浩分享。

丘慧芬引言時提到,余英時退休後21年,發表《朱熹的歷史世界》與《論天人之際》兩部原創代表作,榮獲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史學人文獎及2014年首屆唐獎,其內容是余為自己一生形塑的中國知識人傳統,或說,為中國知識人守道、行道與弘道精神史所畫下的完美句點。

丘慧芬說,余從一九五0年代到去世前,都用鏗鏘有力的著作與具體助人的行動,參與守道、行道與弘道的傳統,他曾說,知識人在任何社會都是創造的少數,也應該都是社會的良心;在他去世後的悼念文字都一致認為,余是這個世代良心的代表,也是心中精神支柱與文化價值的象徵;因此,他的著作與行動所展現的精神力量,也讓許多人產生由衷感佩與尊敬。

☆余英時的中國情懷:面對中國當今處境,余英時用「鸚鵡救火」寓意抒發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學系榮譽教授周質平與余英時同事34年,以「鸚鵡救火」寓言說明余的中國情懷。取自聯經出版論壇直播

周質平首先分享時說,余在1987年到普林斯頓大學工作,兩人在東亞學系共事34年;2001年余退休後,仍住普林斯頓附近,所以有機會向他多方請教;他提到,余的著作在2014年遭中國當道查禁、下架,這是余在大陸有影響力、有市場的最好說明。

周質平說,余在1949年離開大陸之後,除1978年率領美國漢代研究代表團在中國短暫停留一個月,再也沒有回過中國。他在中國大陸的影響,完全是在本人缺席的情況下形成的,這在晚近中國學術史上是絕少有的。

他說,余英時的影響是1970年代自台灣、香港開始,80年代以後進入中國大陸,紙版著作雖然遭封禁,但透過網絡的傳播,到目前為止,仍是中國大陸最受尊敬的一個名字。

余的現實關懷很能抓住時代脈動,他有一篇1976在台灣發表的《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恰巧是在台灣民主開始發展、大陸文革末期並出現改革開放萌動苗頭的時期;他舉余的老師錢穆與胡適為例說,若錢穆對舊事物傳統的維護被稱「為舊中國招魂」,胡適則是「為新中國催生」,余既不招魂,也不催生,他是隔海近觀,透過深刻的歷史研究,對當下的社會世局給出針砭,也是近世以來,能以學術研究影響現實政治的極少數學者,

1962年3月1日,錢穆曾寫信給余,勸他回香港,「若你有意治中國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一定要在中國社會不斷的有真切、活潑的刺激,若只能從專業的書本上下功夫,終究不是最高境界」;周質平說,這句話若用在1917年胡適的身上,毫無疑問是非常正確的;若用在1949年余的哈佛老師楊聯陞身上,就是置他於死地。

由真切活潑的刺激帶來的人事紛擾,往往始料不及,1973年,余回香港任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這2年的經歷並不很愉快,他在1975年曾在一篇序文中說到香港那段經歷,是他生平最多紛擾的一段歲月,這些紛擾對他的學術研究幫助恐怕並不很大。

回到中文世界,對余的影響為何?余發現自己的英文學術著作在亞洲影響很小,他在2014年《歷史與思想》新版自序提到,1971年夏天初訪日本與台北,發現他的英文專著和學術論文在整個東方學界同行裡,根本無人問津;受此刺激,余萌生用中文著述的念頭。周質平說,這是漢學界的幸運,也是余個人學術生命的大關鍵。

為何用中文著述如此重要呢?周質平說,余多年來在海外用中文發表學術著作,不但提升中文著作在海外學術地位,也提升海外中國研究水平,打破美國學界視中文為次等著作的偏見與歧視,其貢獻遍及整個漢學界,受惠的是所有海外從事研究中國文史研究的中國學者。余「由英返中」的轉變,使他的著作打破了中美空間的距離,使身在美國的余英時之著作影響,能達於兩岸三地。

余寫的雖是歷史,談的卻是當下,余在著作中對當世的關懷,才是余的著作最能激起海內外華人共鳴的所在。以學術研究為基底,對文化現象、社會時局進行分析、針砭的文字,成了余上世紀70年代以後寫作的重要內容;其影響力遍於文學、史學及哲學等各個領域。

長期以來,中國傳統的「士」到現代「知識人」的演變,以及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各方面扮演的角色與功能,一直是余研究的重點。余在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士與中國文化》,在這點上,余發揚並且光大了中國傳統士人積極入世的精神。

余的社會關懷主要體現在對民主自由人權的維護和提倡,他認為,民主是一種政治制度、生活方式,自由和人權則是法律概念,人人都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在余的回憶錄中,他強調指出,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與個人不可或缺的中心價值,爭取自由成了他除了學術研究外,畢生的努力,他的社會影響,也是在爭自由為己任的奮鬥中,而彰顯擴大。

對於所謂「中國情懷」,周質平說,海外中國人多少都有點中國情懷,多數都表現在故土故鄉的思念,流於傷感的情緒,也多少帶點排外意味;余英時的中國情懷,卻是對中國人苦難的悲鳴。

余曾多次用「鸚鵡救火」預言,說明他的中國情懷。有一隻鸚鵡看到集陀山失火,就沾濕翅膀,企圖用翅膀上沾的水,撲滅集陀山大火,天神看到對鸚鵡說,「你的抱負雖然很大,但努力終究徒勞」,鸚鵡說自己曾在那兒待過,不忍看到故土毀於大火;天神感動之餘,便滅了火。

余先生用此故事說明自己的中國情懷,正是把自己比擬作故事中的鸚鵡,他眼中見到的中國,則是鸚鵡遙見的故土,知其不可而為之,只問耕耘不問收穫,藉此描寫鸚鵡的精神。這幾十年對當代中國的關切,將這幾句話用到余的身上,正是再洽當不過了。

「鸚鵡救火」就像「愚公移山」是知其不可而為的精神,特別體現在余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上。他雖離開人世,其思想與人格會透過著作影響一代又一代史學研究者。

☆余英時的「詩言志」:「不許人間有釣竿」的心境

孫康宜分享的主題是「詩言志:余英時的思想與他的詩歌」;她說,與1982至1987年同事5年,從普林斯頓到耶魯教書,一直接受夫妻倆照顧,之後余轉到普林斯敦教書,從未失去聯絡,所以,她的分享是兼有朋友、同事、讀者多重身分。

孫康宜說,許多人討論余的思想時,經常不會討論到他的詩歌,或僅一帶而過,或以為他的思想僅在學術作品中;她認為,余寫的詩歌數量很多,是他的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若要研究余,不可對他的詩作略而不談。

孫說,余的詩歌充分見證中國文人自古以來的「詩言志」的傳統,一個人寫詩,是為了表達個人最重要的意志、內心最重要的情感;所以《文心雕龍》不管是寫文或寫詩,都是用心來寫,所以她分享多年來余傳給朋友們的詩歌,這些絕非是應酬詩,他寫給朋友的詩,特別發揮詩言志的思想,因為朋友對他來說很重要。

余曾寫了一本書《會友集》,收集了他為朋友們所寫的序;古代詩人很重視友誼,《文心雕龍》中有一篇「知音篇」,對余的影響很大,他是一位思想家、歷史學家,更是一位傑出的詩人。

到目前為止,已有很多學者提到,余很會解讀別人的詩歌;2012年,他為汪精衛《雙照樓詩詞稿》寫了一篇很長的序,非常佩服,他意識到汪精衛本質是一位詩人,序文中提到,「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但不幸這個詩人一開始就走到烈士道路;他個人悲劇已注定,現在我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

余寫了一系列陳寅恪晚年作品的解讀,28歲當研究生時就寫了作品解讀陳寅恪的《論再生緣》,他認為陳寅恪把自己從小雙目失明,比擬成陳端生(清乾隆時期女作家,《再生緣》作者)的薄命,這一點實在太高明了。所以,余不但是傑出的詩人,也是最善於解讀詩歌的人,是很高明的讀者,孫經常開玩笑說,「你是最好的文學偵探」余總是一笑置之。

余之所以很會解讀詩歌,而且很能解讀詩中的暗碼(secret code),就是因為他很敏感地捕捉到陳寅恪和汪精衛等人的詩心,能解讀他們的詩心,也就是文心。

《文心雕龍》「知音篇」即寫道,高明的讀者如果能透過詩的文字,了解作者表達的感情,就像順著河流追溯源頭,那就是「心」;這種讀詩的方法,與西方現代文學批評的相反,從現代文學批評的眼光看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作者的本意是無法捕捉的,這也是自解構主義(destructualism)流行以來,作者已死亡,而且作者無法掌握語言所有含意;但中國人不是這樣想的,中國人認為,知音是最重要的意念,知音可以使讀者回到作者的本意,這就是余代表的文人傳統。

不過,不是所有西方作者都支持作者已死,李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德裔美籍政治哲學家)就在《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書中提到,作者經常在字句之間隱隱約約寫詩,讀者可在這種隱隱約約的字句中推敲,讀出作者的本意,這和余的看法很像;在耶魯同事時,她也和余經常討論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

孫康宜也分享一首余1987年離開耶魯時以毛筆親自題寫給她與先生的詩,「這首詩很重要」,也捐給台灣國家圖書館,詩中寫道:

招隱林園事偶然,

浮家久托烏窠禪。

莊周曠放猶求友,

王粲流離莫問天。

桑下自生三宿戀,

榆城終負十年緣。

輕車已入西州境,

風物窗前看換遷。

這首詩的一開頭寫著「偶然」,其背景是當時普林斯頓花盡心思要將余從耶魯挖過去,余想當隱士,普林斯頓也提供這樣的條件,讓他住在樹林裏頭,讓他簡直無法推辭;詩中提到,即使像莊子一樣逍遙,依舊需要朋友,所以普林斯敦有他的一些朋友,也讓他決定到普林斯頓。詩中又說,他已經愛上普林斯頓了,只好辜負耶魯的10年緣;所以這首歌的意涵透露他到普林斯頓的重要關鍵,就是「猶求友」。

孫說,她認為余的好友,就是孫的老師高友工,兩人在哈佛就是好朋友,也是同學。

1998年12月18日高在普林斯頓最後一堂課,是莊子性格的人物,不准任何人幫他辦退休會,余就寫了詩和書法,躲在外頭,就將書法送給他:

十年重聚普林城,

每話康橋百感生;

今日曲終聞雅奏,

依然高士愛泉清。

「高士」英文指的是”a man of noble character”,是最讓人尊敬的「士」,喜歡自然,喜歡泉水,代表清淨恬淡,「清」很重要,象徵一個「清的世界」。

2016年高友工去世,余也特別為他寫了輓聯:「人奉高名非所取,天生清福不須修」。

雖然人人給高友工很高的名譽,但這不是高所要的,高天生就是「高士」,就像莊子一樣,不須修養,就能享受清福。

所以,友誼對余很重要,他欣賞高的那幾點,也是他的「志」,所以是「詩言志」。

余在耶魯也交了很多好朋友,例如:Ed McClellan,還送了一幅張繼的《楓橋夜泊》書法送他,2009年McClellan去世後,校方就將書法轉交由孫康宜收藏。

此外,余在耶魯有另名好朋友張充和,她是著名的書法家與崑曲家;在《清芬集》書畫冊中,張充和請余作為第一位題詩者:

絕藝驚才冠一時,

早從爛漫證前知,

便攜歌舞到天涯。

閒寫蘭亭消永晝,

偶裁鳳紙記相思,

任他鏡裡鬢添絲。

在寫給錢鍾書的詩中,余則寫道:

臥隱林嚴夢久寒,

麻姑橋下水湍湍。

如今況是煙波盡,

不許人間弄釣竿。

從前還能享受隱士生活,現在中國變了,文人雅士無法在過優游林下的生活,不能再有釣竿,但為何抄此詩給充和呢?意思是要告訴充和,「你在美國非常幸運,還能人間有釣竿、做隱士,所以,這可以證明,余嚮往當隱士的志向。

這首詩也有插曲,孫康宜說,余英時寫給張充和的這首詩,是在1982年所寫,她後來逼他非答不可,不得已才說是寫給錢鍾書的詩,進一步問他,為何寫這首詩?她才告訴孫康宜,是想把錢鍾書的情況與張充和情況做比較;後來再問,錢鍾書有無回覆?余則說,這是與錢之間的秘密,不想公開。

這也讓孫康宜回想起一段往事,有次余氏夫婦來看她剛出生的女兒,剛好是睜隻眼、閉隻眼,余當時就有感而地說,「一個人一定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才好在這世界好好活下去」,令她想到,余不見得每件事都願意公開,不管錢有無回覆,可能涉及政治,所以余不願回應,至少從這首詩可知,他目光如炬,一眼看到兩人不同境況,才會寫下「如今曠世煙波盡,不許人間有釣竿」。

孫康宜說,余有另位好友史景遷(Jonathan Spence),在2009年史景遷退休時,余偷偷寫了書法寄給孫康宜,要她幫忙在退休會上轉送給史景遷,還要她翻了英文朗誦給他聽:

舌開蓮葉筆生花,

文史通才第一家。

今日杏壇將息影,

佇看濃墨寫中華。

這首詩中,最重要的就是「文史通才第一家」這一句,這也是余英時的「志」,孫康宜說,余本來就是文史通才第一家;結果史景遷最欣賞的是書法紙幅上的印章,上面印著「隨心所欲不逾矩」。

孫康宜說,到目前為止,他覺得余寫給朋友最感人的一系列詩作,就是寫給余國藩(Tony Yu,中研院院士、《西遊記》譯註文學大師);2015年余國藩去世,寫了三首詩悼念他。第一首說的是余注重與余國藩的友誼,雙方在哈佛初次見面,就覺得相見恨晚,「為償三世約,微恨十年遲」,好像三代以前就已約定,晚了十年才相知。

另一首也說出余的「志」:

自古論高士,

才優德更超。

交游寄灑落,

出處見逍遙。

名節能堅守,

寒松許後凋。

平生崇義氣,

邪惡不輕饒。

在這首詩中,再次用到「高士」,並提到「德比才更重要」,他自己也是這樣的人;再來,名節都要能堅守,兩人都有義氣,看到邪惡,絕對不饒恕。

第三首又回到兩人之間的友誼,「一見真如故,都緣契合深」他非常傷心,「獻書題句在,拂拭淚沾襟」;葛兆光教授與余也是一見如故。

余和耶魯的友誼一直都很深,2017年,耶魯建了新的住宿學院,院長想請他寫字「學而時習之」,很快就寫了,還有很多版本供選擇;可惜耶魯蓋得太慢,原本要刻在一棵砍下來的樹上,再拿到大飯廳,每天都看得到,可惜余走了,卻還沒做好,感覺很遺憾。

孫康宜說,余英時很會抓到作者詩心的原因,主要是他目光如炬,知識面非常廣又深,若問他某首詩哪裡來的?或是否乾隆皇帝做的?他都能立即抓到重點,幾乎所有詩的引據,她網路找不到的,余都會,而且是一個小時內,余妻陳淑平就會傳真過來,令她非常佩服。

會中對於余英時詩作討論熱烈,是否將來會出版詩集?雖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何曉清在4日下午另一場講座中說,兩年前與父親拜訪余先生時,曾問他是否要出個人詩集,他說不打算出詩集,因為不是他主要興趣;但聯經出版社及允晨出版社都表示正在蒐集余個人的詩作,未來有機會可把散布各方的詩,匯集起來出版,讓大家共同享受余先生的詩想與心情。

 ☆余英時的治學態度:

田浩回憶當年準備博士論文題目時,余英時對他的治學方法形成重要影響。取自聯經出版直播畫面

余英時在哈佛的學生田浩(Hoyt C. Tillman)說,余曾提及他在1950年代要從香港前往美國哈佛讀書時,要辦護照卻遭在台北的國民政府阻撓,因為調查報告顯示,他可能會是安全疑慮,因為余與香港的第三勢力有牽連,所以假如他被允許到美國,對國民政府的批評,可能變得更加激進;最後余雖然獲發簽證到美國,但卻是以「無國籍」身分赴美。(當時國民政府與美國國務間有一協定,即在港澳的中國人前往美國,需使用中華民國護照,因此,余需向在台灣的外交部與教育部申請出國護照)

當時,余的特別簽證只允許一次性入境美國,他不能離境,每年還要到波士頓移民局辦理延長,而由於以「無國籍」身分取得簽證的個案不多,因此每次都要被詳加調查,最後才能獲得延長簽證。

在數年後,余終於獲得美國綠卡,終於可以離境,他首先前往的國家之一,就是日本和台灣;所以台灣也了解他不是個左傾激進派學者,當然台灣在他1971年首次造訪時,政治環境已和他當年赴美時改變許多。

田浩是余英時在哈佛的第一位指導學生,他說,沒有余和Benjamin Schwartz教授,他也無法取得哈佛學位,也無法落腳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擔任教職,他也舉例在擔任余英時門下研究生的經歷。

當田浩參加博士學位的資格考時,余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與其他教授截然不同,他會先用史學研究的通則性問題當起頭,當他確認田浩可以處理此一層次的問題時,他很快就跳到更具體的問題,依此類推,問題範圍愈來愈專精,直到田浩無法很快回答他的提問為止;接著,他又跳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主題,並依相同的問法進行,直到他無法回答為止。

在那次口試中,他也被另位教授問到有關歐洲古代思想史的問題,他很驚訝,余對於他的回答如此感興趣,口試結束後,余請他幫忙買所有他閱讀有關歐洲古代思想史的書。

但也因為如此,他以為余會同意他的博士論文題目,他想做的是比較歐洲中古思想家托馬斯.阿奎納(Thomas Aquinas)與南宋朱熹有關「心」(Mind)的看法, Schwartz教授對這題目很期待,不過,余卻大不認同,認為這遠遠超過他所能處理的範疇,「就算你能處理得完這些範疇,你的指導教授也早就作古了,沒人能判斷你的研究結果」。

此外,當時田浩的第一個孩子即將出生,余指出並提醒他,要集中心力當一個負責任的父親,所以研究主題要在考量時間因素下,選擇做得來的題目,他建議田浩做朱熹與學生關係的題目,田浩回答他可能對這題目不感興趣,余便要他每天到哈佛燕京圖書館,每天讀宋朝的資料,愈多愈好,先不要想論文題目,等6個月後,看能否想出處理得來又具體的題目,之後,余就到香港擔任新亞學院校長。

田浩說,身為一個欠缺耐性的老外,他每天苦讀4個月後,他決定了新題目,先跟Schwartz教授報告,結果Schwartz顯然對此題目很失望,他說聚焦在朱熹與學生陳良的研究,是朱熹政治哲學中極小的一個範疇,況且,你做完這個偏僻的題目2、 3個月後,接下來要做什麼呢?

田浩回家想了幾天,決定還是請Schwartz讓他試試,若真的不成功,他再將題目擴充至朱熹的其他政治思想範疇;後來,他寫了一百多頁的草稿給Schwartz,也寄給人在香港的余英時,余說:你完成了?田還回他,不是,這只有第一章。這個經驗讓他學習如何成為一個有獨立性的學者。

丘慧芬歸納田浩的說法說,真正理解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必須完整掌握史料,變成一位研究朱熹思想專家;田浩最近將余寫的《中國近世的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經翻譯後,重新修訂,過程中,再次感受余從來就是把文化中國放在任何政權之上,從來就是將中國老百姓和中國的文化當作他一生學思生命的首要之務。

余曾到新加坡的儒學研究所來來回回做過多次演講,田浩曾問他為何要耗費時間穿梭在美洲與亞洲之間,為何不將精力用在多寫幾部書,嘉惠後世?余強調並回答:「我是為了文化」;從余的回答,再次感受到他對中國文化的深情與擔當,如同鸚鵡救火寓言一般,希望有撲滅山林大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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