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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文化 靜待黎明


香港人素來娛樂至上,而即使種種固有制度和價值已在過去幾年灰飛煙滅,不少人仍是相信「娛樂這一瓣應該無問題」,只要不涉政治,「唔係睇套戲都要管吓嘛?」

最新,也最直接的答案是:「就係要管!」而管的理由,按某官員的話,是因為「電影的影響力很大」。官員說得坦白,日後所有電影能否上映,將會有太上皇把關,由他一個人說了算,即使已通過重重審查,只要他認為是罪犯天條,就可推翻原判,而且不設上訴,不受挑戰。

政府新近提出的電檢修訂條例,對現行電檢制度的重大改動。

對於相信當年老鄧所說「馬照跑、無照跳,港人生活方式不變」的人來說,今天也只能苦笑吧!因為以後「零零漆」不再是國產,表姐也不會再「好嘢」,「怒火」也大概不會燒得起,香港電影業的創作自由,從此正式被置於鳥籠之內。當然,可能短期內沒有人會明確告訴你甚麼不能拍,但自我審查將是無可避免的,而且會比過往嚴重得多。

或許有人會說,沒有創作自由又有甚麼大不了?值幾錢斤?只要經濟民生暢旺就行了。把創作自由、思想和言論自由跟經濟截然二分,當然不是無知者的專利,甚至當權者也如此相信。但歷史告訴我們,香港在商業和經濟方面的成就,跟上述層面的自由是密不可分的。一個不容許公民暢所欲言,藉各種媒介自由表達思想的城市,真的能保證投資交易所需的資訊是自由流通和可靠的?若不能作這樣的保證,仍能做金融中心嗎?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當權者若能破除對權力的迷信,早就該看通全局,不會肆意把這個紫砂茶壺打得粉碎了。但他們就是不信邪,首先是嚴控電子傳媒、然後令最具監察政府力量的報紙消失了,如今連光影世界也不放過,為的就是要把守著所有可供自由思想流通的管道,容不下半點差池。事實上當權者深知道文化傳播的力量,所以在鄰近地區一向對此看守甚嚴,從前在此地隱而不發只是出於戰略考慮或時機未到,如今箭已離弦,面皮也撕破了,發起閃電戰攻城掠地也就一點不奇怪。

逝世不久的余英時先生早於1985年就已說過,面對回歸,港人最重要的工作還不是「政體如何改組、經濟社會體制如何維持等技術工作」,他認為最迫切的是「提昇精神生活的『品味』,或『趣味』,展開一個自發而普遍的文化清整(purification)運動」。余先生認為,流行和通俗文化有它們的意義和作用,但若不提昇境界和品味,增加文化深度,向「道」的領域推進,則這個城市就不會有足夠的精神資源去面對空前的變局。[1]

深度文化和流行文化當然可以並存,事實上也必須並存,因為前者若凋零,只剩由消費帶動的後者,文化生活會很快枯竭,然後只有隨波逐流,靈根也無從自植。余先生以日本為例,指出這個國家雖然「‥也已走上了消費大眾社會之路,但是,傳統的藝術修養還多少保留了一些。禪道、書道、茶道、棋道、花道‥‥等依然存在,也依然受到一定的重視,這些『道』其實都是唐宋以來,從中國傳過去的‥‥」余先生幾十年前的觀察,從香港人對日本文化的熱愛中已得到充份印證,日本的流行文化和消費文化所蘊含的美學與哲學,若缺乏『道』的承托,是無從談起的。 

余先生看得準,因著部份人的自私、功利和淺薄,香港的體制和價值正在淪喪,但另一方面,我們仍看到希望,這地仍有一群有心人,他們既擁抱流行和通俗文化,也能往文化的更深處航行。看看近年不少人於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政治學和科學等領域所展現的熱忱,就可知道文化的承傳、創新與深化仍然後繼有人。

用余先生的話,新一代在知識進深的過程中已進入尋「道」的歷程中,所以他們的行動和呼喊絕非如功利主義者或犬儒所指的,只為了置業而已,他們對這個城市有更崇高的遠象,有更深切的期望,為了公義,他們甚至願意以自由為代價。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未來,即使短期悲觀,長遠來說卻毋須絕望。一步一腳印,每人盡力耕耘自己身處的一片文化土壤,這就是香港的將來。

註釋:

[1] 余英時,《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允晨,2011),頁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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