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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二)被獨裁者把弄的好人


【撰文:言而】

心理學家Catherine A. Anderson 在其著作《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 (Why We Act: Turning Bystanders Into Moral Rebels )中,強調很多時在惡行現場,不少沉默的旁觀者其實都不是內心歹毒的。不過,非常不幸,這種多數人傾向從眾又不作為的心理,卻常被獨裁者所利用,置原本默不作聲的在場者於深淵。

極權政府常把本來可以覆舟的人民力量,轉而化作對付異見者的武器,或製造一元化的輿論。這些政府多會高舉看似達致大同世界的口號,或極端的民族主義,或似是而非的論説,令民眾難以識別理想外衣下的陰謀。
 
德國政治哲學家Hannah Arendt 所寫的《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常以為希特勒的追隨者必是喪心病狂的殺人狂魔,然而,當他們的領袖敗亡後,自己卸下戎裝受審,卻只是一個尋常百姓而已。但是,當初他們以為國家領導人是民族救星,又認為其他人也同樣接受其治國的方法時,即使一開始可能不認同政府行使的手段,最終仍會無愧又完全認同地遵行獨裁者的政令。

獨裁者高明之處,在於他們明白到任何一個普通人的內心,都潛藏著可怕的惡,只要在不受禮教或法治的規範時,便很容易無邊地釋放惡。因而,極權政治家能輕而易舉地駕馭了袖手旁觀的好人,使他們不再躲在人群中暪天過海,而是受激發打從內心成為甘願行惡的工具,甚至以自己的公開行徑為傲。
 
著名的英國文學家William Golding 在小說Lord of the Flies中,藉一班因空難而落荒的城市小孩,訴說人性之惡:這些兒童在脫去文明法則的野外環境,會逐漸變成互相殘殺的兇狠之徒,所以即使看似天真無邪的兒童,原來也有爆發極惡的威力。
 
一位學者在一亞洲文明古國上世紀50年代的政治運動研究中,追溯到原來村民本是極之尊重鄉村內知書識墨的鄕紳的,可是,在混入農村的政府卧底帶頭的吹噓叫囂下,心中的仇恨憤怒惡毒一觸即發,內在的陰暗面全然開放了。內鬼已不用再煽風點火,村民已像著了魔似的站出來,無盡地攻擊揪鬥往日敬重的鄉紳,整個現場完全失控,猶如人間地獄。
 
《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的作者認為,要改變人容易從眾的心態,其中一項最需要栽培的,便是道德勇氣,換句話說,就是把心中良知之善發亮發光。
 
若我們進一步從人心中有善亦有惡的觀點看,更要儆醒這惡,因它隨時都要蓋過、壓抑善。即使是小孩子,也不難看出搗蛋頑皮易,聽話乖巧難。因為,人的天性,就是惡恨嫉忌咒詛總是不費吹灰之力跑出來,要鼓動良知卻常會躊躇禁足,舉步維艱。
 
在極權國家,面對大惡滔天的政權,平民百姓要反其道而行,豈非難過登天,良善的人最終會全部灰飛煙滅?然而,捷克的首任民選總統哈維爾卻說,即使長時間在苛政下不可越雷池半步,只要各人保守心中的良知,不受國家的謊言所擺佈,亦即是說,不讓內心的惡隨政府宣傳機器所擺弄,時機一到,各人良善之心一呼百應,正義最終可得勝。他多次下獄,最後人民萬眾一心擺脫了共黨統治,重獲自由。
 
《為什麼好人總是袖手旁觀》報道的研究結果也給予世人一支強心針:原來,人群中只要有25%持相反意見而願意踏出第一步,群眾的所謂共識便很快瓦解。不論是自由國度,還是極權統治,保持內心善性的燭光,是人類文明的存在基石。
 
不要受政權、群眾以至個人內心之惡所俘虜!(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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