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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歷年拒威迫利誘 華叔曾言:情願坐牢不認罪


1989年成立的支聯會三十多年一直守住六四記憶,在香港為大中華點起一點燭光。在港英時期及回歸早年,當時的政府高層先後懷柔希望支聯會解散或不要舉辦悼念活動,被已故創辦人司徒華斷言拒絕,並說對方「根本不瞭解他」。北京改變治港手腕,在2020年國安法立法前夕,警方自1990年以來首度禁止維園燭光集會,多名支聯會常委並因此被控未經批准集結罪,今年更首度封鎖維園。

司徒華曾在自傳《大江東去》憶述,在支聯會成立之初,大陸官媒《人民日報》就有文章將支聯會定性為顛覆組織。司徒華比喻說,雖然大氣中有壓力,但人的血壓比它高所以不感受壓力,並形容抗壓力量越大,就不會感到困難辛苦,自己無所畏懼,所以就不會感到壓力。

「我曾經講過,就算坐牢,也不會認罪;就算判罰款,也不會付錢。我覺得自己無罪,根本不需要認;第二,我不交罰款,即使判我坐牢,我情願坐牢。假如我坐牢,我會選定一個日子,自行步入監獄,我相信會形成一次遊行,有很多人來歡送我入獄。」司徒華在自傳中如是說。

1991年六四遊行,左起:何俊仁、劉千石、司徒華、李永達。

教聯會曾加入 廖長江夫婦助送捐給民運學生

全稱「全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在1989年民運高潮中成立,以「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作為五大綱領。當時5月21日百萬人冒8號風球遊行至跑馬地新華社,被視為香港有史以來最大的遊行。司徒華領導的民主促進會當時通過成立支聯會,並在遊行結束後向市民宣布成立,成立之初有210多個團體,根據司徒華自傳,教聯會(程介南代表)加入不久後退出。

支聯會在成立相距一星期後再次舉辦第二次百萬人遊行,及在跑馬地馬場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何俊仁則在他的自傳《謙卑的奮鬥》中提及,當時兩日內完成公司章程,並得到公司註冊處、稅務局局長通融,很快成立非牟利有限公司及得到免稅地位,同時銀行在未發出公司證書前,已允許以「民主歌聲獻中華」名義開戶籌款。

何俊仁憶述,單是「民主歌聲獻中華」一日籌款數字高達2400萬元,而其後部分如今資深建制如廖長江與太太王沛詩、資深大律師馮華健曾上北京將十萬捐款交給北京天安門學生。

1989年「民主歌聲獻中華」。

成立首年 港英政府勸解散

六四屠城後,支聯會年復年地在維園舉辦燭光晚會,及在年宵、清明等日子舉辦活動,提醒港人毋忘六四。司徒華在自傳曾形容,六四對香港是愛國民主大洗禮,對港人最大意義是「認清中共的本質,愛國並不等於愛黨,更不等於愛一個政權」。

歷年來支聯會都曾面對不同程度的壓力。司徒華曾憶述,1990年支聯會成立僅一年,時任立法局首席議員李鵬飛曾邀約單獨見面,勸他解散支聯會,司徒華拒絕,只談了5分鐘就離去。司徒華說,李鵬飛多年後憶述,李鵬飛受當時港督衛奕信所託遊說他,但說衛奕信六四時還問中共會否垮台,直指他「枉稱中國專家」。

司徒華在《我是歷史見證人— 回歸十年誌》中則提及,時任特首董建華在回歸初期三度向他提出不要悼念六四。第一次,是1997年3月,董建華透過特別顧問葉國華邀請他到辦事處,董建華向司徒華說大家都愛國,華叔糾正他說大家的愛國都有分別。司徒華形容,「他(董建華)的愛國為了報恩,司徒華的愛國是因為民族苦難」。

97年七一遊行 拒絕董建華加「慶祝回歸」

當時董建華問,當日支聯會七一愛國民主大遊行,可否加上「慶祝回歸」四個字,並請他取消六四悼念活動,司徒華斷言拒絕。

第二及三次發生在1998年及1999年,董建華在約3、4月邀約司徒華到禮賓府共晉午餐,再次提議不要舉辦六四活動。司徒華以1990年給李鵬飛相近的回應答覆:「如果他瞭解我,就不會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

董建華其後曾再次透過官員傳話邀約,司徒華拒絕類似會面。司徒華其後分析,董建華被多次拒絕仍不捨遊說,可能是因中聯辦背後所派。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董建華成為首任特首。美聯社

另一名支聯會創辦成員何俊仁也曾在自傳提及,不少「北面的秘密使者」,直接或間接要求包括何俊仁在內的支聯會常委不再提出「結束一黨專政」的口號,作為取得回鄉證的條件,但不得要領。

支聯會舉辦維園集會參與人數起伏,但並無影響中央想一直削弱支聯會的「初心」。2010年時任政府提出政改方案,時任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代表中央與民主黨何俊仁等初步接洽,何俊仁其後在黨內六人小組報告中引述梁愛詩期望中央期望何俊仁和民主黨疏遠支聯會,何俊仁當場拒絕。梁愛詩隨即說可用「較長時間」處理支聯會問題,並不影響政改溝通。

重頭戲六四集會 政府不批就一人燭光維園悼念

有別於教協及民主黨,支聯會組織架構及運作相對簡單,華叔曾解釋支聯會重頭戲只是六四集會,所以越簡單、越單純,反而越難滲透。此外,司徒華分析說,如果政府刁難,反而激起民眾憤慨。他曾經當面向董建華說,如果政府不批准支聯會集會,「自己就會一個人拿著燭光坐在維園,呼籲人民自動參加,倒是看政府如何處理。」

可是在2020年國安法新常態後,政府以防疫結合國家安全,先禁止支聯會集會,然後對支聯會常委秋後算賬,控以未經批准集結。2021年,警方更封鎖維園,市民則在鬧市以手機亮燈代替燭光,繼續悼念。

支聯會是去是留,目前是未知之數,司徒華在自傳中沒有觸及,只是說如果中國有民主的一日,支聯會或者改名。他在自傳念茲在茲的,是不能遺忘六四及推動中國民主。

司徒華在自傳如是總結支聯會的角色:「除了台灣和澳門,香港是中國土地上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每年維園的燭光集會,亦是最能持續、人數最多、規模最大、歷史上絕無僅有。我覺得,支聯會在推動整個民主工作上,扮演著獨特的角色,就是透過六四事件,促請香港人、中國人、及全世界愛民主的人,不要忘記這場悲劇,不要忘記中共政權的殘酷;同時,有一分力,出一分力,促進中國的民主,使以後有機會,不只是在香港紀念六四,更能在神舟大地上,也有機會紀念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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