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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玉玲:「Move on不代表放棄追尋真相,要相信所堅持是有價值。」


2019年7月21日,註定成為香港歷史的圖騰。這一天載著未解的疑團,似乎來到今天,還是未有答案。「做了能力做到、應該做的事,就要 move on (繼續前行),未來有更多重要的事要做。」或者,終此生亦未能找到真相,但蔡玉玲寄望與香港人「一直問問題,透過掌握零碎碎片,盡量逼近真相。」她今天(13日)已啟程到美國,將在哈佛大學進修一年。 

經歷化作養分,前行成為動力,未來再見一定是更好的自己。Paul Yeung攝

為信念 從沒退後

從來,新聞工作者都寂寂無聞,默默耕耘。除了少數的電視主播,敢信你叫不出幾個記者的名字。

2020年11月3日中午,新界北區重案組探員上門拘捕蔡玉玲,涉嫌兩項「明知而作出要項上的虛假陳述罪」,並於2021年4月22日被判罪成。全城譁然。的確是同聲一「嘩」 —— 記者因為採訪查冊被定罪,已夠荒謬。更震撼是,事件緣於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7.21 誰主真相》,編導之一的蔡玉玲,因為查冊車輛登記而被定罪;然而,721事件至今,真相未明。

自此,蔡玉玲與元朗721事件,與香港人,與未找到的真相,就連結在一起。

「第一次上庭、第二次判罪成,要定格一刻的話,這兩個畫面肯定最難忘。」過往,她經常因為工作而走訪法庭:「第一次被告就因為做新聞,整件事很不真實;當自己第一次踏上被告席,被問是否明白兩條控罪,要答明白控罪,對我是前所未有的體驗;而在那個background(查冊)、那件事(721)下被告,內心當然覺得很荒誕。」 前後半年,審訊結束,塵埃落定,情緒紛雜。「好傷心、好失望、好難過,腦海浮現好多問題,應否上訴[1] , 對自己、對業界有甚麼影響。」

荒誕在前,被停職、被定罪,但蔡玉玲說,自被捕那天以來,從未曾因為案件而失眠。「事件不由自己控制,一直都很被動,盡量叫自己平常心面對,亦可能因為問心無愧吧。當沒有覺得自己確實做錯甚麼,沒有對誰不起,是心安理得吧。」案件帶來是具體的影響,因為被停職了,就要躊躇生計:「對我心理影響不算很大,反倒是讓家人擔心了。」

在她捲入訴訟的第一星期,她媽媽每天都給她打電話。「問:『你喺邊呀,返咗屋企未呀?』很明顯,那星期她好緊張。」有一晚,她不能接媽媽的來電:「當晚她就睡不著了,擔心不知我到了哪裏去。」蔡玉玲生於基層家庭,父母是每天為口奔馳的上一代,但對她的選擇,絕少干預。

「整件事要說有一個人我對不起的, 一定是我家人(媽咪),我feel sorry(愧疚)亦做不到甚麼去釋除她的擔心。」可有多了回家探望兩老?「沒有因為案件改變原有生活,但父母年紀大了,跟他們互動是多了。」有因此多了擁抱嗎?「嗯,我們不是這種的。」看似沉著、平靜的她,也有一閃即逝的靦腆呢。

風雨過後,蔡玉玲是泰然自若的。然後,她要繼續前行了。

「721事件在自己長大的社區發生,是有情感牽連的,但《7.21 誰主真相》只是自己記者生涯其中一個報道;它當然為我帶來人生轉捩點 — 被捕、被告,但這些都會過去的,我不會將它放在身上,成為包袱。」她會記著這事件,記著這報道:「對很多香港人來說,(721)是重大事件,如果 5年、10年後,歷史沒有給抹走,不得不承認 721是反送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可是,她認為不應該停留在那個階段:

做了能力所能做、應該做的事,就要 move on(繼續前行),未來有更多重要的事要做。

前行不代表放棄追尋真相:「我和大家一樣,都有很多問題:究竟整件事有沒有一個有系統的組織?如果有,組織來自哪裏?系統又是甚麼?但我會明白終一生都未必找到(真相)。」時間是最大敵人,令真相變得模糊:「但會否在10年、 20年後,有更多證人出現?我不知道,但希望大家會一直問這個問題。」

在蔡玉玲心中,難有所謂的真相,因為無人是全知全能:「有許多盲點、死角是看不見的,我們只能透過掌握零碎的碎片,盡量逼近真相,看到接近真相的全貌。那未必是一、兩年間可以做到,時間愈長、難度愈高,但就繼續去做,希望有天會愈來愈靠近真相。」

人是要選擇一條可以前行的路。Paul Yeung攝

柳暗花明

審訊了結後月逾,歷史最悠久的新聞從業員進修獎學金——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Nieman Fellowship)宣佈新一屆獲獎研究員,22 位得獎記者名單上,寫有蔡玉玲的名字。

來得正好,她有了前行最完滿的方向。

「父母年紀大,都有擔心的,但(課程)時間短,明年6月便完成了。媽咪都欣喜的,覺得難得有出國讀書的機會。」她說這是第二次申請同一獎學金,第1次是2018年底。「2007年做記者,到2018年,大約10年左右,所學的、識的,都到了樽頸,想去見識一下。」當時,她剛離開工作兩年的傳真社(FactWire News Agency):「在思考獨立新聞機構在香港,究竟有無切實可以sustainable(可持續)的營運模式。」

當年,她未有獲得獎學金,然後她以外判身份,再次替香港電台拍攝《鏗鏘集》。「由早期做《議事論事》,用政治思維去看議會、社會事件,直到2012年,社會運動出現新一波的興起。」她亦開始參與製作《鏗鏘集》:「初期都在摸索,嘗試用長片形式、用22分鐘去『講故仔』。」

蔡玉玲形容,當年製作空間很大,沒有遇到太多制肘:「做過大型調查報道、即時性新聞回顧、人情故事,還有機會做内地 feature(專題)。」後期,她對調查新聞產生興趣,才決定於2016年轉投傳真社;她甚至放棄了他人夢寐以求的公務員合約。

安穩又高薪的新聞工作崗位,於她而言,是那麼輕於鴻毛?「調查報道具挑戰性,有些事情社會不知道,記者將其暴露,面對的阻力和困難很大,但滿足感亦大,我想就是調查報道的魅力。」

情況好比解謎,要窮盡所有方法去接近謎團的核心答案,是有趣的,但更重要是覺得其中必定涉及重大公眾利益,才會值得花那麼多時間、氣力和資源去找出答案,亦解釋了世界各地那麼多記者終其一生都會做這麼多調查報道。

沒有《傳真社》調查報道[2] 的經驗,或者就未必有2020年的《鏗鏘集:7.21 誰主真相》。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來到2020年底,是暫時進入另一階段,還是衰落也好,都是一個好時機有個 mid-career break(離職休假),去思考問題。」2020年10月,她再次申請哈佛大學尼曼獎學金。

沒想到,一個月後她被捕了。2021年4月,她被判罪成,但同樣沒料到,一個月後她獲頒獎學金,於同年8月起程到哈佛大學進修一年。「我會形容為是『瀨尿牛丸』成形,把所學的放進去,又或者是做過的,improvise (即興)放進去。」

過去兩年,新聞媒體和新聞從業員幾經風暴。「對港台變化,對《鏗鏘集》濃厚感情,都花了前人很多心機才建立起來,在這麼短的時間給肆意破壞,與大環境密不可分。但有時就是要move on(前行),無得去爭取,件事是很被動的;無得死都要做《鏗鏘集》、無得不被捕、不被告,人要選擇一條繼續行的路, 選擇『停喺度』(停在一點),對件事、對自己都無好處,對我信奉的價值無益,不如輕裝上路,繼續在行業發揮我的價值,才不枉過。

 「今時今日的香港,要得到公義看似渺茫,希望香港人記著這個感覺,去支持仍能夠存在的媒體。我仍然相信獨立新聞、decentralise(去中心化),是香港新聞的出路。在高壓環境下,新聞機構愈百花齊放,政權愈難針對。」歷史上,獨裁高壓政權面對的挑戰,總離不開媒體與政權處於角力:「明白是實力懸殊,但如何在這個空間盡量拖延、盡做,是大家都在面對的問題。」她帶著許多問號,希望在這一年間,找到一個半個答案。

會回來嗎?「出發時,無想過不回香港,只是抱學習更多的心智(到美國),(將來)可以貢獻香港。」然而,此刻時局變化以日計:「我是個 never say never(永不說不)的人,亦不知道一年後自己有甚麼新想法,未必是單一的去與留,是個人很多factor(因素)拉扯,這刻沒有definite(肯定)答案。」

唯一肯定是,她完成學業,還是會回到傳媒的崗位。「未必透過單一的新聞工作去定義自己,但會一直留在這 arena(崗位),我不是做完A就可以離場都無所謂那種,我想做新聞,會看怎樣可以維持戰鬥力、長長久久留在戰場實踐經歷那種。不知這是否叫做精神勝利法。」

可以很有耐力、長時間留在戰場是最重要的,比打過一場很精彩的球場,但可能因傷退賽的好。

「未有具體目標,但會把所學化為我的養份。不知道回來後有甚麼際遇,是加入新聞機構,還是和一班獨立記者做 ongoing project(持續項目),沒有想得很實,去到那個階段,就會指你去另一條路,我會好開放、好包容,去接受所有可能性。」

記者的生活註定不會是安穩的,今天更又添上幾分危險,但一頭栽進去,就難以輕易言退。Paul Yeung攝
 

盡量慢慢做

訪問在蔡玉玲練習瑜伽後進行。她修習瑜伽已八年,一星期兩課,從沒有偷懶,因為真心熱愛這件事。

她說做瑜伽讓她很平靜,可以靜觀身心變化。「我不是身體很靈敏那種,但會將勤補拙,我不是很有才華的人,但會好有耐性,很長時間做一件事,容許自己無甚麼明顯進步,但享受持之以恆。這是我的性格,認識自己,知道自己喜歡甚麼,選擇自己生活模式。」

她熱愛傳媒工作,未有想過離開:「我相信要有持久戰鬥力,人生很漫長,記者生涯亦很漫長;我會鬥長命,盡量慢慢做,身體或隨年紀大而有限制,那就由一個崗位轉去另一崗位,會為自己做好準備。」

「未必是 yoga,有人禪修、有人meditation(冥想)、玩音樂;身心是要培養的,身體心靈的健康,是需要努力,怎樣保守自己身心,要找適合自己的方法。」 也不一定是時代太壞,就算是最好的時代,也需要保守自己身心,讓自己活得好好。

或者,因為一宗案件,讓蔡玉玲突然成為新聞人物。
或者,因為這宗案件,讓蔡玉玲在人前流過淚。
這其中並沒有曲折傳奇,她還是與香港人一起走過荒誕的日子。

「我也是和香港人在這大時代一起成長,once(只要)與社會 connect(連結),就不會獨善其身;社會怎樣變,自己也會跟著變,有種共同體的想法,因為是在跟大家一起經歷,無論大家身處在甚麼地方 ,而從香港人作為群體去看,是有一個徹底的顛覆。」

在訴訟期間,蔡玉玲得到實在的支持,包括杜汶澤的工作機會,她說「盡在不言中」。「那些不認識的,在街上遇到的,走過來說句支持加油多謝,那些默默認同自己的人更觸動,明白到原來他們默默認識這件事,知道在發生甚麼事,令自己對社會的形態多了信心,令自己相信堅持是有價值的。他們不是公眾人物,成本更大,要克服的更多,說句話都有很多憂慮。」這些種種,她都放了在心。

立於今天,她引用前港台同事鄭思思的說法:「我們走進了一條很長、很黑的隧道,也不知何時是盡頭,但有很多人在隧道內一起前行。」這也是她的信念:「要知道很多人都有相同感覺;要知道很多人在陪你行,你不是孤獨的。我們會一起行到見到光,但不知要多久的。留在入面,就多留意身邊的人,互相支持、好好關懷、 好好生活,無論有多黑暗,盡量好好照顧自己身心,抱持信念。」

她只要求自己保守底線和良心,未必要做偉大的事:

不做壞事、不做壞人,已經好難得。那怕是老師好好教導學生,不說違背良心的話;記者不做違心的報道;任何專業堅守專業的價值,已經好難得。我們的社會就是透過這樣的個體,得以維繫,現在未必是時機,但有天總可以振作起來,不知要等多久,或者是我們下兩代、三代,但我們要相信所堅持的,是有價值的。
她說,要相信堅持做一個人是有價值的。Brenda Wong攝

採訪後記

約訪蔡玉玲並不容易,幾經轉折,終於見面。

大家都做傳媒,新聞記者是有一種性格(笑)。況且又不知有甚麼交情,要在短短一小時,讓她真情流露,暢談經歷,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還是想說,在她回覆時,第一句就說自己是阿包,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彼此的距離。見面後,她也有記者那種不怕陌生又不會太熱情的態度,很自然,令人很舒服。

我們來到贊助場地,不幸地找不到冷氣的遙控,焗熱良久,也耽誤了訪問時間。訪問完結,明明她要趕赴另一個約會,還在跟兩位攝影師閒聊幾句,反而是我在催促她,怕她會遲到。

的確,耐性是一種修為。那亦將決定我們在這崩壞的時代能走多遠。

續後記

在她離港前,因為跟進她在《立場新聞》發布的【721】系列,我們再次匆匆見面。她說系列早在去年已落實會做。一年間,物事人非,也不用多問她為甚麼繼續做。鍥而不捨,就是這樣。

她再次說了當日步出法院的一句:「繼續做新聞,是對判決最好的答案。」

訪問協議在她離港後才發布。阿包說:「今日做記者,多了考慮報道會否影響受訪者的人身安全。」我記了在心。

第二次見面,因為攝影師Paul Yeung是阿包大學時新聞攝影的導師,二人聚舊閒談,也有關切問候,還拍下阿包輕鬆大笑的一面。揀相時,跟Paul說想選一張大笑的阿包,讓大眾看見她的另一面。其實,還有鬼馬和日系少女的一面,不過那些就讓她自肥吧(笑)。

鳴謝場地 Hygge Bar

註釋:

1  蔡玉玲2021年5月5日在社交平台貼文表示已委託律師進行上訴。
2  蔡玉玲 〈35列中國製新加坡地鐵現裂紋秘密回收退內地〉 (香港:傳真社,201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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