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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醫共生」: 社區工作建構「健康慣習」的社會效益


【撰文:陳永新博士】

很多人在思考社區工作在「社醫共生」過程中,哪一個環節成為一個決定性因素,又如何帶來最大的社會效益時,都會相信令健康生活習慣規範化(normalization)就是箇中答案。不過,這個想法或許未能完全反映,在「社醫共生」的有機合作過程中社區工作介入的社會效益。為解答以上疑問,我將會借用法國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的理論,說明社區工作介入在建構大眾健康日常生活習慣涉及的概念基礎,讓大家明白「社醫共生」和社區工作介入的社會效益。

日常生活的「健康慣習」(healthy habitus)

在討論「社醫共生」中社區工作的介入之前,我們可以先從了解大眾日常生活言行(practice)這個概念的深層內涵入手。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The theory of practice)指出,日常生活言行是由「慣習」(habitus)、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和場域 (field)三個部份交織構建、內化和複製。「慣習」指習慣、技能和性情(deposition)交互固定化某個社會行為。文化資本指個人處身於一個特定的社會階級裏,便會使其持有該階級相關的技能、物質資源、以及特定的品味(taste)和觀念。場域則是一個特定社會場境(例如:社會關係),而該場境存在特定的規則和結構,個人能投入其文化資本和運用其慣習取得回報。而生活習慣(lifestyle)則是由不斷構建、內化和複製日常生活言行的結果。

在討論健康的生活習慣(healthy lifestyle)和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時,我們可由Bourdieu 的理論得到啟發。「健康慣習」的形成,介乎於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和構建個人行為之間[1]。因此,如何改變不利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對個人選擇和健康慣習的影響,令當事人對當下處境產生另一番見解(例如反思和重新構建新的世界觀),開始探索和採用另一個策略回應當下處境,提升「規範化」健康行為習慣的可能性。由這角度出發,我們看到不利健康的生活習慣,其形成包含多個獨特的社會過程,不同的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怎樣交織影響和定義問題,均不應只局限於社經地位的分析[2]。

以明愛感創中心為例

明愛感創中心以創意藝術作為手法,介入青少年情緒健康服務運用不同創意藝術,鼓勵參加者在創作過程中投入自身感受,從思考創作過程和作品分享讓他們進一步了解和表達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其中,「瞭癒子女心」家長工作坊以社區發展手法作為基礎,跟各社區中心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合作,為家長提供專業的精神健康資訊。例如由精神科醫生向家長分享有關近年青少年之情緒健康狀況及青少年常見之精神健康疾病,解答家長對精神疾病、如何辨識、協助子女面對情緒困擾等疑問,讓家長明白及早介入的重要性,釋除家長對藥物治療的疑慮。

家長工作坊舉辦創意藝術活動,幫助家長舒緩壓力。
家長工作坊透過藝術創作拉近成員對情緒困擾的處理方法。

另外,工作坊亦會舉辦創意藝術活動,讓家長體驗如何認識、覺察、接納自己的情緒,幫助家長舒緩壓力,學習先照顧好自己,然後才能關顧好子女的需要。工作坊亦會分享有關與青少年相處之親子技巧,幫助家長認識如何與子女建立良好的關係及溝通模式,提升家長與子女同行面對情緒困擾的能力。社工亦會鼓勵參與工作坊之家長互相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親身經歷,例如與子女相處的成功失敗經驗,如何面對、接納及與有精神疾病或情緒困擾的子女同行等,幫助家長們互相支持及勉勵,讓他們看見社區上有許多同行者相伴,一同努力,看到希望。

社工鼓勵參與工作坊之家長互相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親身經歷。

「瞭癒子女心」家長工作坊透過藝術創作形成一個場域,重新將受到精神疾病或情緒困擾的子女、家長、社工和精神科醫生的關係定位。在這個場域中,青少年不再被場域中的其他成員看成脆弱、不合作或是只需要管理症狀和直接送往精神科跟進。相反,場域中各個成員因藝術創作建立新的文化資本,甚至能夠轉化成社會資本,例如拉近了各成員對精神病和情緒困擾的理解和處理方法,甚至逐步發展出一套共同信念,一同探索社區怎樣再進一步承托和支援受到精神健康問題困擾的青少年。另一方面,青少年開始掌握一套全新的自我照顧精神和情緒健康的慣習,在日常生活中最「貼身」的社會關係中,不再過早把自身的情緒狀態醫療化,一味將自己定義為病人,令青少年在日常生活言行習慣中,拒絕自我污名(Self-stigma)。這不但擴闊了早期介入的可能性,同時提升青少年和家長的主動性,由下而上參與社區精神健康和情緒困擾的預防性工作。

「社醫共生」裏社區工作介入的社會效益

由「瞭癒子女心」家長工作坊這個「社醫共生」的實踐當中,社區工作的介入有三個最具社會效益的地方:1)社區工作紥根特定社群,擅長近距離觀察社群健康生活習慣,掌握背後的深層因素和形成過程,由該群體的文化邏輯拆解不利健康的生活習慣,有利建立在地實踐知識;2)精於如何由社會關係中發展介入方法,組織、應用和轉化各種文化資本,在場域中協助特定群體發展出合適的策略,以應對其自身的不利健康的社會決定性因素,促進建立健康習慣;3)著重社區參與,由下而上改善社群的健康生活習慣,突破由上而下的資訊發放和健康知識的提升等被動方式,讓個人成為建立健康習慣的主人。

[1] Cockerham, W. C. (2013). Bourdieu and an update of health lifestyle theory. In Medical sociology on the move (pp. 127-154). Springer, Dordrecht.

[2] Skrobanek, J., & Kuglstatter, V. (2019). Class, Lifestyle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Adolescents: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YOUNG, 27(2), 140–163. https://doi.org/10.1177/11033088

鳴謝:明愛感創中心及羅景強博士

作者簡介:陳永新博士,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學博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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