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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協助案主發聲:減藥攻略


作為一位精神健康社工,在前線打滾多年,當中一個最深切的體會,就是我們在為案主發聲這角色做得特別差。很多時,社工反而與醫療當局一起,催促案主跟從主流社會的要求,令他們對現實徒添更大的無奈與無力感。
 
為甚麼要為案主發聲?因著精神病或情緒病的標籤,案主往往被視為缺乏能力規劃自己的人生,很多事情,由治療選擇、學習工作、人際交友以至日常生活作息等等,都需要由專業醫護或身邊的家人決定。
 
當然,部分案主有為自己爭取過,表達自己的想法與需要,然而他們的意願很容易被忽略。而心理學上有所謂learned helplessness (習得性無助),當人的需求一而再、再而三被忽略,他們感到再發聲也無用,選擇以消極應對生活。

事實上,在各個生活範疇中,案主對服藥的困擾及掙扎,最多出現上述情況。只要對精神醫學稍有認識,都會知道精神科藥物副作用特別多,也不容易適應。很多時,案主對所服藥物存在疑惑,又或者期望減藥或轉藥,只是有感與醫生權力與地位的差距,怕講出來後令對方不高興;又或者之前曾經提出過但不得要領,於是選擇閉嘴。
 
只是,當類似的情況持續,案主的負面情緒累積下去,對於服藥及治療,實難抱持積極態度。部分甚至會暪著醫護陽奉陰違:表面擺出一副服從的態度,暗地裡將藥物丟掉,精神狀況也因此出現變化。更重要的是,醫護及復元人士之間無法建立互信,經常互相猜度,治療效果難免大打折扣。
 
多年來,筆者一直在醫護與案主之間遊走,對於協助案主反映訴求,遊說精神科醫生調節藥物治療方案,也累積了一些心得。
 
首先,做社工的不宜抱著對抗的心態,甚至與案主一起指摘醫生。畢竟,在整個精神健康體系當中醫生權力最大,說得白一點,得罪了醫護「注定無運行」。
 
要成功遊說醫生減藥(按:有時候也可能是轉藥,甚至加藥),必須懂得從醫護角度出發:他們最關注的,是復元人士的病情是否穩定,例如相關徵狀有否減少等。就此,做社工可協助案主向醫護展示一些「具體成果」,例如幻聽妄念減少了,又或者多了出外活動及與外界接觸等,讓後者看得見病情有好轉。
 
另一方面,若案主對未來有一套清晰計劃,例如準備重拾學業、找工作、學一門手藝、持續做運動或積極參加社區活動等,這對於他們爭取減藥也會多了「討價還價」的本錢。在醫護眼中,他們不願見到的,就是復元人士呆在家中甚麼也不做,假使後者對未來有藍圖,這代表病情有進展,因此也較願意協助他們完成相關目標。
 
反之,若案主未有具體計劃,只是重覆提出藥物的副作用,醫生多數會勸喻他們忍耐,強調「時間耐咗」會慢慢適應,又或者另外處方俗稱「解藥」紓缓狀況。問題是,解藥本身也有副作用,以毒攻毒也減低不到案主的困擾。
 
當然,若案主能夠親口向醫生提出訴求,說服力會較強。就此,社工可以與案主一起商討向醫生陳情的策略及內容,一起草擬當中重點,甚至做預演rehearsal。根據筆者的經驗,若案主表現得有所準備,並能有條不紊的表達自己想法,醫生們也會較認真應對。
 
筆者早前指導一位實習學生,其案主一直對主診醫生抱持懐疑態度,不相信對方會認真看待自己訴求,甚至因此隱暪自己的病況。案主一直不滿針藥的副作用,另一方面也受到失眠問題困擾。
 
經實習學生的鼓勵,案主同意向醫生反映實況,並與學生預演覆診對話。结果,主診醫生願意為案主更新長效針劑 (按:由每個月打一次改為3 個月打一次),並處方安眠藥紓緩狀況。案主對於醫生的態度感到意外,而更重要的是,她已很久沒有感受到自己的意見會被正視,對自己坎坷的人生,多少增添了掌控感。
 
當然,並不是每一次提出減藥都會成功,筆者過去也曾遇到不少失敗個案,要承載案主失望的情緒。然而,作為社工,讓案主的聲音被聽見本來就是我們的天職,也至少要作出大膽嘗試,而不是只服膺於醫護權威。
 
期待同業們就此有更多的反思。
 
本專欄逢星期三更新。如想了解更多有關精神健康的故事或資訊,歡迎到壹元坊面書專頁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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