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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黨史系列之2】中共建黨的罪惡本質


香港人民為爭取中共落實《基本法》關於雙普選的承諾進行了不懈的抗爭,成百萬人參加的和平示威被中共當局誣衊為「受外國勢力指使,發動顏色革命,意圖先奪取特區政權,進而顛覆國家合法政府」;又指稱香港的示威者,「分裂國家,危害國家安全」云云。這些罪名,恰恰是當年中共自身行為的寫照。本文將根據蘇聯解密檔案來證明當年的中共,正是一個引入外國勢力,分裂中國,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非法勢力。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

中共的出現,是由蘇聯共產黨扶植的、作為「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也稱「第三國際」)中國支部的組織,充當蘇聯赤化亞洲目標的一隻馬前卒。它是一個叛亂集團,勾結外國(蘇聯)勢力,接受敵國的人、財、物、武器裝備、軍事訓練等,在政治上顛覆中國的合法政府,在軍事上武裝割據分裂中國,最終達到以武力奪取政權的目的。

由於其崛起離不開蘇聯的豢養,所以中共在1949年之前的政策主張完全以實現蘇聯在中國的利益為依歸,甚至犧牲廣袤的領土(蒙古)也在所不惜。由於其與蘇聯是有血緣關係、父子關係,所以1949年後中共對蘇聯採取「一面倒」政策,出賣國家利益,包括放棄收回蘇聯曾經三次答允歸還的領土(這一點詳後)。

一,中共「盧布黨」的本質

在1949年以前,很多中國人就知道中共是一個由蘇聯豢養、扶植的組織,所以冠之以「盧布黨」 的名號。那時大家雖然知道這個事實,無奈卻難以掌握具體證據。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共在「打倒四人幫」後迎來難得的改革開放氣氛,很多歷史問題的禁區逐漸被學者突破,很多原本是「內部刊物、不得外傳」的黨史資料開始解禁,使人開始對中共的本質有所認識。到了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1993年開始實行《關於俄羅斯聯邦檔案館館藏庫管理的基本法》,從此大量蘇聯的秘密檔案解密[1] ,使蘇聯豢養中共的事實大白於天下,從此也不由得中共抵賴。本文開端對中共所作的定性,每一隻字的事實依據都是基於中共公開了的原「內部刊物」和蘇聯解密檔案。

最早突破資料封鎖的是1985年4月由北京師範學院政教系、上海師範學院政教系聯合編輯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資料叢刊》系列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資料選輯(1919-1924)》,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當時僅僅作為內部發行,不對外公開,全系列共四輯。內容包括: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決議、指示、函電、共產國際代表的文章、講話;中共對於共產國際有關決定所作的相應決議等等。上述叢書是「內部發行」,中共尚未正式解禁。到了1989年1月,中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從1921-1949年共18冊。這套文件的第一冊收錄了1921-1925中共發表的文件,其中不少涉及早期中共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到了2011年6月,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合編的《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全套共26冊),正式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一冊(1921-1949)也記載了不少中共早期接受共產國際領導的文件。

雖然如此,對於共產國際如何豢養中共的資料,這些由內地學者編輯、由官方出版的資料仍然語焉不詳,可能這個事實實在太難以面對中國人民,不能說得太細,所以我們必須看看俄羅斯解密的前蘇聯檔案。

在前蘇聯解密檔案的基礎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在1996年10月編輯出版了一套《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其中《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49)》(主編:黃修榮),就非常詳細地從共產國際的檔案中找到很多當年蘇聯是如何豢養中共的文件,包括提供:人、財、物、武器裝備、軍事訓練等、大後方等等(這套叢書在1996年已經完成,卻遲至2002年才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筆者猜測是需要經過層層審批的結果)。

在大量前蘇聯原始資料曝光的條件下,中國學者開始對中共如何崛起有了比較客觀的敘述,例如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的《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考察》[2]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的《中共初期經費來源》[3] 、以及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哲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徐元宮的《中共建黨初期活動經費來源的歷史考察》[4] ,他們爬梳了蘇聯的解密檔案,還原了當年的情況,呈現了蘇聯豢養了中共全部過程,使得中共勾結外國敵對勢力顛覆中國、分裂中國的不光彩歷史無所遁形。根據上述三位的研究,我們可以得知以下事實:

二,蘇聯豢養中共的過程

1) 中共成立前,共產國際已經派人到北京、上海等地活動,通過辦刊物宣傳共產主義。

根據徐元宮文章:俄共(布)黨員維經斯基於1920年4月率領工作組抵達北京,6月持李大釗的介紹信抵達上海。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從上海給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5] 發送了一封密電,彙報了在上海的工作情況:「我在這裡逗留期間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組成(四名中國革命者和我),下設三個部,即出版部、宣傳報導部和組織部」。維經斯基的彙報證明他的工作組在上海的工作很有成效,同時也透露了工作小組在開展工作的過程中投入了一定的經費,這客觀上也就是對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的經費支持。因此,在1920年6月至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開之前這段時間裡,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實際上已經在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支持了。

2) 共產國際為中共一大的召開提供經費支持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偉大的歷程(1921—2001)》指出:「根據原來的醞釀和國際代表的建議,李達寫信給在廣州的陳獨秀、在北京的李大釗徵詢意見以後,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於是,李大釗立即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的地方組織以及旅日留學生的黨員,通知各地派出兩名代表來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並從馬林帶來的活動經費中,給每一位代表寄出了一百元路費」[6] 。包惠僧回憶材料中的相關敘述也證實了這一點:

「1921年初夏,第三國際又派了馬林,與赤色職工國際尼克斯基來中國,到上海與……李漢俊等計劃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定計劃,提供經費,完全是出於馬林一手籌劃的。當然馬林是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也就是按照列寧命令辦事的」[7];「約在7月初發出舉行代表大會的通知,以地區為單位,每個地區派代表二人出席會議,每個代表發給路費百元」[8]

3) 中共建黨後,共產國際定期撥款給它,除了提供「經常性撥款」用來維持中共中央架構的開支外,還支付了「特別費」用來策動罷工、暴動、武裝割據等。

楊奎松的文章詳細分析了從1921至1931這10年間中共從第三國際取得的經常性撥款,根據楊奎松的計算,歷年的經常性撥款情況如下:

以上僅屬經常性的費用。此外共產國際又經常撥出專款(特別費)供給中共,以1927年為例,蘇聯提供的「特別費」策動了以下事故:

- 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2-3月),得款3萬元;
- 湖南農運(7月)得款5萬元,
- 建立軍隊(8月)得款30萬美元(連武器在內全部總金額達110萬盧布)
- 京漢粵漢鐵路罷工(計劃每一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 秋收起義(南昌暴動)(9月)得款1萬,
- 為廣州起義(12月)得款10萬,
- 開辦黨校得款5萬。

全年共產國際撥給中共各項款額接近100萬元。所以到1928年,中共向蘇聯提出近百萬元的「特別費」預算。根據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透露:「據中共歷史檔案財務統計,1927年共產國際秘密撥款付中共各項款額接近100萬銀圓,這一數額相對於蘇聯這一時期援助國民黨與西北軍馮玉祥累計5000萬銀圓雖微不足道,但對尚處嬰幼期的中共來說,年助百萬已是天文數字了[9]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後的供詞說:「國際幫助中國共產黨每月15,000美金,相當中國五六萬元,實際上國際的款是俄國共黨供給的」。

楊奎松的文章還詳細分析了1928-1931年期間、以及抗日戰爭期間第三國際向中共提供的經費增加情況,以及由這些蘇聯資金策動的叛亂活動。例如:

1928年4月6日共產國際東方部給總書記處布哈林的建議,以米夫的名義提出的這個建議主張,由共產國際向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中共在南方創立革命根據地,爭取建立由領導同志參加的軍事政治中心。「中心的任務是:1、隨著游擊運動的開展,最大限度地擴大正規的紅軍;2、堅決實施土地綱領;3、建立蘇維埃政權機關;4、首先在毗鄰地區開展農民運動;5、在附近的工人中心地區建立聯繫和加強工作」。為此,它提議要求蘇聯軍事部門:「(1)將今年蘇聯軍校畢業的20到30名共產黨員立即派往中國革命部隊活動的地區。規定每個小組都要掌握各種武器的專家。(2)採取措施立即將軍事裝備運往暴動的地區。(3)撥給100萬中國元由中共中央用來進行上述地區的軍事政治工作。(4)儘快派軍事顧問去中國。(5)爭取與上述地區建立無線電聯繫,採取措施運去相應的工作人員和無線電器材」。

根據對第三國際資料的分析,楊奎松作出幾點重要的結論出來:

(1)共產國際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為中共提供著財政援助。自中共成立之日起,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裡,這種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經費的形式給予的。在以後的日子裡,它變成了針對中共所需的臨時性的專項撥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直希望能夠恢復按月提供經費的形式,但未能被共產國際所接受。

(2)共產國際的這種援助,對於中共,特別是其前期的生存和發展,曾經起過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其經費援助的多少,與黨的活躍程度乃至發展的的快慢,明顯地是成正比的。援助的力度大,數額多,中共開展活動的範圍就大,影響也就隨之增加;一旦援助中斷,哪怕只是暫時的減少,都不可避免地會造成中共許多工作的混亂和萎縮。這種情況即使在改為專項撥款之後,也還是或多或少地存在著。至少,在一些關鍵時期,共產國際的緊急撥款,對黨的命運發生過重大影響。

(3)由於共產國際是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領導之下,其援助的目的性自然會帶有濃厚的俄國色彩。而由於各自的利益所在和考慮的目標不盡相同,共產國際的財政援助的力度、形式及其實現的快慢,事實上並不完全符合中共自身的實際需要。雙方為此發生矛盾衝突在所難免。

(4)中共逐漸擺脫對於莫斯科財政支持的全面依賴,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農村根據地的開闢和紅軍力量的發展,取決於中共逐漸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並切實在農村立穩腳跟。在此之前,即在中共全面依賴於莫斯科的財政支持的情況下,中共中央很難不聽命於共產國際,並聽任其干預黨的領導機構和方針政策。

三,蘇聯豢養中共的資金來源

蘇聯豢養中共的錢從何來?徐元宮說:為了獲取經費,俄共(布)和蘇俄政府在國內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他說:

有不少解密檔案文件證明共產國際曾經將珠寶、鑽石撥付給具體負責中國事務的主管部門,由這些部門安排人將珠寶、鑽石或其他貴重物品變賣之後,再將紙幣經費轉交給中共。比如,1920年12月21日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呈交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就證實了這一點:「至今東方民族處未從中央機關得到一個美元或者其他貨幣,而沒有錢就無法在東方工作……確實,從西伯利亞局得到了一些貴重物品(鑽石),已經拿到東方去出售,並且答應給10萬美元,但是出售鑽石需要花費很長時間[10] 」。再比如,1921年6月18日在魯祖塔克主持召開的共產國際的一次會議上通過了一項決定:「撥出一大筆款項(中國貨幣)及相當大數量的鴉片,作為往中國南方派遣諜報員的費用[11] 」。

那麼俄共(布)和蘇俄政府又是從哪裡獲取可以兌換成高額現金的珠寶、鑽石等珍寶的呢?徐元宮說:

蘇俄政權初期發起過大規模沒收教會珍寶運動,這一運動使蘇俄政府擁有了大量的珠寶、鑽石等珍寶。1922年3月19日,列寧就沒收教會珍寶一事給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密信中這樣闡述沒收教會珍寶工作的真正目的:「我們務必要用最堅決最迅速的方式去沒收教會的珍寶,這樣我們才能獲得幾億盧布的基金(應該記得某些修道院和大寺院的巨大財富)。沒有這筆基金,任何國家工作,尤其是經濟建設都完全不可能進行……我們無論如何必須掌握幾億金盧布(也許有幾十億金盧布)的基金。而這一點只有現在才能做到。各種考慮都表明,以後我們再也做不到這一點,因為除了極為嚴重的饑荒,任何別的因素都不會使廣大農民群眾產生同情我們的情緒,或者至少不會使這些群眾在沒收珍寶的鬥爭的勝利必然全部屬於我們時保持中立」[12] 。當時,列寧認為此時是奪取教會珍寶的難得機遇。爆發大規模饑荒的特定時刻比較容易奪取教會的珍寶,因為在這個特定時刻以賑災的名義奪取教會珍寶容易被廣大農民接受和擁護,而事實上,列寧力主奪取教會珍寶的真正目的則在於利用這筆幾億甚至幾十億金盧布的基金開展國家的各項建設事業,「尤其是經濟建設」,「奪得為我們今後幾十年所必須的陣地」。為了保密,列寧在信中強調「請絶對不要複製抄件,由政治局每一位委員(包括加里寧同志)在此件上直接寫上自己的意見」,「請莫洛托夫同志設法今天就此信送政治局各委員傳閲(不要複製抄件),並請他們閲後立即退給書記」。很長時間裡,這封密信一直被封存在檔案館裡,幾次出版《列寧全集》均未收入,直到1990年即蘇聯解體前一年才在《蘇共中央通報》上公佈於世。

徐元宮還根據蘇聯的解密檔案表明,「沒收教會珍寶行動成效很大」(他的文章中詳細列舉了被沒收的教會財產)。他說:「這場全國範圍內的沒收教會珍寶運動使蘇俄政府的國庫充實了巨額珍寶,這不僅為蘇俄的經濟建設提供了經費支撐,而且為世界革命戰略的實施和推進,為共產國際下屬各支部——各國共產黨的存在和發展也提供了一定的經費援助」。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蘇聯是用搶奪回來的教會資產來豢養中共以及亞洲其他共產黨,以遂其拱衛蘇聯、達至「世界革命」的目的。而中共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非常拙劣的幫兇角色。中共為了自身奪權的需要,甘願接受蘇聯提供的贜款(搶奪教會財產)和不法收益(販賣鴉片)。

註釋:

1) 見《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49)》叢書前言。

2) 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4年6月號,第83期

3) 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6月號,第125期

4) 載《愛學術》網2017-07-01

5) 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於1920年8月在伊爾庫茨克成立,1921年1月在其基礎上成立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書記處,該處工作到1922年2月。參見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

6) 《偉大的歷程(1921—2001)》,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27頁。

7) 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頁。

8) 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2),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頁。

9) 見《中共初期經費來源》,載《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11年6月號,總第125期,63頁

10) 徐元宮引用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0—1925)》(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

11) 徐元宮引用蘇聯解密檔案 (34)Бубер—Нейман Маргарете. Миров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сталинский режим.Записки очевидца о деятелъност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в 1920—1930—х годах.М.:АИРО—ХХ,1995.С.68.

12) 徐元宮引述《列寧關於沒收教會珍寶致莫洛托夫並轉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各委員的信》,《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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