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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的抱怨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


在漫長的訴訟之外,蔣經國日記終於在2020年公開,得以成為史家研究的對象。近日出版的《蔣經國的台灣時代》(林孝庭著),就是以這份日記作為主要研究素材。本書除了爬梳日記之外,還將其內容與浩如煙海的眾多史料交互對比。不論是否同意本書的論述,還是不得不佩服作者用功之深。

就本書呈現的蔣經國日記而言,一個鮮明特點是對於美國的強烈厭惡。日記中充滿大量對於美國的抱怨,幾乎與蔣經國來台後的人生相始終。1953年,美國國務院與五角大廈聯名邀請蔣經國訪美,並由艾森豪總統、杜勒斯國務卿(John Foster Dulles)等高層親自接見,照說是美方對其禮遇的表示,蔣經國在日記中對此的反應卻是「內心是如此沉痛耶!」、「余在赴美之前夕反感沉重,此心此情,何人知之耶?」(頁204-205)。

蔣經國對美國會有這麼強烈的排斥,這與國府在台的基本格局有關。國府台灣是一個極度依賴美援維持的政權,不論是在經濟面或軍事面。說穿了,國府在台灣就像是借用別人的本錢做生意。如果沒有美援,殊難想像國府有可能在台灣站穩腳跟。

相對的,美國也透過援助的機會,深深介入國府的施政,不下於債權銀行嚴密監控接受紓困貸款的公司。在財政方面,美國對國府的預算持續監督,以求投資的每一分錢都能發揮美國期望的效果(頁382)。在軍事方面,美國既要確保解放軍無法衝過台灣海峽,又要防止蔣氏父子拿著美援武器「反攻大陸」,將美國拖進他們無意涉入的大陸戰事。舉例而言,1965年,蔣中正派遣蔣經國前往華府,遊說美方支持國府的「大火炬五號」反攻計畫,冀圖進攻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五省,就被美國以冷淡態度拒絕(頁112-113),甚至換來白宮高層「失去理智且與現實脫節」的嘲諷評語(頁174)。

這種「被債權銀行嚴密監管」的處境,自然讓蔣氏父子極度惱火。「升米恩,斗米仇」的古老格言,在國府與美國之間再次得到印證。另一方面,北京也極力離間台北與華府的關係。

1957年,北京透過香港的紅色文化人曹聚仁傳話,勸誘國府接受北京領導下的「自治」,還允諾「負擔台灣的軍政經費,一如美援之額數。」(頁422)。1958年,北京又再次透過香港傳話,表示毛澤東承諾「只要蔣介石切斷與美關係,北京願意將大陳島歸還台北。」(頁425)。

在此,兩蔣雖然對美國抱持強烈憎惡,但還是發揮了權謀家應有的正常判斷力,沒有接受北京的利誘,繼續強忍怒氣與美方合作。不論在主觀層面對美國有怎樣的感受,在客觀層面,美國的支持都是維繫台灣存續的必要條件。至於北京的「承諾」價值如何?兩蔣問題雖大,但也還沒到會對此心存幻想的程度。打個比方:如果一家公司因為跟主要債權銀行鬧不愉快,就接受「打開大門放任強盜搬走所有資產」的提案,天下寧有是理?

相對的,美國也對蔣經國頗有懷疑,既對他濃烈的特務色彩深感顧慮,也對他歷經蘇聯調教的背景充滿忌憚。1953年蔣經國訪美時,杜勒斯國務卿就直接警告這位客人,在處理情報與安全議題時的手段「有一點粗暴」(a little rough,頁207)。二十年後(1973年),美國注意到台灣與蘇聯暗中接觸,季辛吉(港譯:基辛格)國務卿更曾當面質問國府駐美大使沈劍虹,蘇聯是不是曾經向台北提議租用澎湖群島?讓沈劍虹當場大吃一驚(頁196)。

換言之,美國一方面對蔣經國的人權記錄頗感不滿,另一方面又擔心他會開著台灣這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投效共產陣營。華府對他既合作,又懷疑,同時緊盯蔣氏治下的台灣核武計畫。然而,對美國非常反感的蔣經國,卻終究在極度的隱忍克制之下,未與美方全面決裂,頂多只是在日記中寫抱怨文發洩情緒。

就地緣政治而言,位處第一島鏈的台灣如果與掌握制海權的美國為敵,就等於是戰略自殺。這是台灣的基本戰略格局,不因執政者更替而改變。倘若這種情況發生,美國將不會憚於對台採取反制,而且大陸政權也不會有力量阻止美方的行動,正如九一八事件時按兵不動的國府中央軍。蔣經國跟少帥不一樣,他擁有水準之上的戰略判斷力,以及壓抑自身反美情緒的過人自制力。終其一生,蔣經國治下的台灣,仍然是一個以親美路線為基底的政體。

就隱忍情緒的自制力而言,蔣經國很可能更勝他的父親。不論他年輕時原本是怎樣的人,在史達林(港譯:史太林)治下充當人質的生涯、以及在台灣白色恐怖期間主掌情報的經驗,都足以讓他鍛鍊出極深的城府。蔣經國日記的記載,顯現出他極善於隱藏自身的真實感受,擁有類似臥底特務那種可以一邊厭惡某人,同時又對其熱絡交好的能力。

舉例而言,曾經擔任中情局台北站站長的美國高階情報官Ray S. Cline,與蔣經國相交多年,曾經時常與蔣喝酒、出遊,外界普遍認為他是蔣的摯友,蔣經國甚至聘請Cline的妻子為其擔任英文家教,堪稱通家之好。但在蔣經國日記當中,Cline的形象卻是「輕浮」、「淺薄」、「無知無能驕傲自大的美國人」(頁90-91)。

多年相識尚且如此,其他交淺言淺的往來對象更不待言。1967年蔣經國訪日,日方備極禮遇,除了天皇接見之外,還安排蔣經國檢閱自衛隊儀隊,動員維安警力多達一萬七千人,往來氣氛熱烈,但蔣經國日記對此行的感想卻是「(對日本)仇恨之心深重而傷痛,愧對先母在天之靈」(頁280-281)。1973年,李光耀訪台,蔣經國親自陪同遊覽台北故宮、陽明山、日月潭等地,貌似賓主盡歡,但日記中對李的評價則是「非善類之人也」(頁313-315)。

如果說,對自身感受的隱藏壓制也算是一種藝術的話,蔣經國無疑是這門藝術的大師。不論他有怎樣的想法或情感,都會基於理性自利,嚴格依照現實利害行事,不受個人好惡所左右,宛如一台冰冷精確的權力機器。

於是乎,這也造就了一個相當微妙的現象:他的政治決策往往會產生與其個人感受相反的結果。他對美日厭恨殊深,但卻讓「不沉的航空母艦」持續站在美日陣營;他是大中華主義者,但卻強勢抵抗北京的統戰;他對民主化並無好感,也確實在白色恐怖期間執掌情報,但卻不得不在晚年放鬆打壓力道,只能在日記中發出「(選舉)不能不辦」的抱怨(頁329)。

這種「內在感受」與「外在行為」的背反性,讓解讀蔣經國平添了不少困難。他就像一個站在台上持續數十年的演員,角色與自我來回交織,不同面相錯綜並存。到後來,已經不容易說清楚哪些表現是角色設定?哪些是真實的自我?他的後繼者先總統李公,在卸任後曾經說過一句名言:「我是不是我的我」。或許,這句話也未嘗不能適用於蔣經國。

即使到現在,解讀蔣經國也仍非易事。即使日記解密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其內容也仍然必須謹慎以對,不能照單全收。如上所述,蔣經國是一個極善於隱藏自身想法的人,而且他顯然意識到,日記可能會被其他人檢視(不論是時人或後人)。現存日記所呈現的,不一定是(或者說,一定不是)蔣經國的真實全貌,毋寧只是他想讓我們看到的面向。

比如說,現存的蔣經國日記,1942年的若干頁數已然不見,而那些頁數所對應的日期,又極可能與章亞若有關。再者,蔣經國還特地在1942年日記本首頁註明:

「翻閱舊日記,發現(民國)卅年及卅一年之日記中,被人偷撕甚多,實為奇事,可能於卅八年侍父至馬公時被偷。」(頁17)

補註以上這段文字的時點是1954年,正值蔣經國在台執掌情報工作期間。是啊,「實為奇事」。日記裡的這些頁數,是誰「偷撕」的呢?蓋棺容易定論難。往後,有關蔣經國的爭議,大概還是會持續下去。

註:以上頁碼均指林孝庭著,《蔣經國的台灣時代》,遠足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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