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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醫共生」是甚麼?


【撰文:陳永新博士】

香港社會由上年開始應付疫情,至今似乎還未見到終點。疫情下大眾的生活,除了「限聚令」外,上年疫情開始時全民撲口罩,出一次街都想辦法由頭清潔到落腳,擔心自己把病毒帶回家。到疫情進一步發展,大家在家工作,生活欠缺運動、兒童又少了機會外出活動,自然身型肥胖了不少。而且,學童不斷ZOOM 上課,半天都對着電腦,自然近視都愈來愈深。因為疫情,這些個人健康問題,在各個社區變成了一個社區的甚至社會共同面對的公共衞生議題。「社醫共生」這個概念,在這年開始多了社區工作同工討論和實踐,成為了一個發展中的社區工作模式。 

如果再準確一點說,「社醫共生」是指社區工作與公共衞生兩個專業範疇的協作,透過有機協作發揮各自的強項,達到更多解決方案選項和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社醫共生」在合作的開始,其實未必由醫療化(medicalized)的公共衞生問題出發[1] ,把所有社會問題都看成醫療相關的問題,由醫學的研究、診斷、預防和治療回應;相反,社區工作者透過長時間觀察街坊的生活,看到街坊的生活習慣、個人或社會地位(social position)怎樣影響到他們的健康,然後再接觸相關的醫療健康專業,在社區的實際環境中,兩個專業然後思考和嘗試怎樣透過「落地」的方法,或就地取材,鼓勵街坊参與探索解決方案,最終改善街坊的健康狀況。

社區工作者長時間觀察街坊的生活,再接觸相關的醫療健康專業。

把相關的專業知識「落地」社區

由「社醫共生」的實踐中發現,雙方在過程中都不能閉關自守,相信要依靠對方才能達成目標。概念上,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健康素養(health literacy)和社區參與(community engagement)是三個主要又互相關聯的支點。兩方在這三個重點找到互惠互利(reciprocal)的關係。例如:公共衞生專業能利用自己的知識加強社區的健康素養,但未必跟社區有深厚的關係。社區工作專業長時間紮根社區,但未必有公共衞生角度回應街坊共同面對的健康問題。所以,只有兩方合作共生,才能透過社區參與,培養健康素養,回應健康之社會決定因素。 

「社醫共生」需先建立信任關係及互相學習,了解對方慣常介入的特色。在實踐的經驗中,最直接是互相參與對方的活動(甚至一同組織和執行),因應階段性目標輪流帶領團隊,過程中引發頻繁的溝通和交流,最後拉近雙方對問題和解決方案的看法,找到平等互動的平衡點。如果說這些環節很普通,不如說雙方都未必下意識處理到這個微細的重點。結果,公共衞生專業在過程中,思考怎樣能把一些相關的專業知識「落地」社區。

「社醫共生」需思考專業知識如何「落地」社區。

由下而上更廣大的群眾參與

例如:預防近視的其中一個方法是「曬太陽」,但很多基層家長都不知道這個輕而易舉的方法,知道也未必有恆心有條件陪小朋友一同落街「曬太陽」(疫情時足不出戶就更難),故必需有人在其中組織、鼓勵和協助,創造常態化(normalize)這些健康習慣的條件,在社區的日常生活上應用這些專業知識。如要政府回應社區的公共衞生問題,最直接的方法是由街坊自己親身參與倡議工作,但怎樣令街坊嘗試和學習把倡議的健康議題加入公共性的角度,兩個專業都以在街坊組織、培養健康素養和社區合作作出協助,令到公共衞生議題可以由下而上得到更廣大的群眾參與。 

現時跨專業協作的大趨勢之中,有機的合作關係是主流的發展趨勢。「社醫共生」的實踐經驗展現了社區工作與公共衞生兩個專業間的互動,在過程中雙方都能夠找到更多發揮的機會,產生協同效應。除了重視介入的成效,「社醫共生」同時重視建立專業之間的相互關係(reciprocal relationship),實踐中雙方都充滿信任和團員精神,相信這才能發揮到雙方的強項,令公眾真正參與回應公共衞生議題,真正把「公共性」拉回衞生議題。筆者也希望「社醫共生」這模式在未來能在不同的社會服務範疇看到具體的實踐。 

[1] Halfmann, D. (2012). Recognizing medicalization and demedicalization: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identities. Health:, 16(2), 186-207. 

作者簡介:陳永新博士,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社會學博士/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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