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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秋讀史心難問」:和平演變的歷史猜想


繼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上週以「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來形容臺灣之後,德國《明鏡》(Spiegel)雜誌網站昨天(按:周日)也刊登了一篇談及《經濟學人》此文的評論,標題為《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Geld oder Freiheit: Deutschlands fatale Abhängigkeit von China,作者Henrik Müller為多特蒙德工業大學教授)。

這篇評論指出:長期以來,歐洲都認為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但事實卻與預期大相逕庭。德國經濟過度依賴中國市場,已到了非常危險的程度。長此以往,終將被迫面對在自由與金錢之間擇一的根本難題。直到2019年,才開始出現為時已晚的反思。歐洲是否還有足夠的時間挽回局勢?後世的史家將作出評判。

便衣警員步操進入北京紫禁城,圖為2020年兩會期間攝。美聯社資料圖片

Müller教授這篇評論值得一看,但我想要補充一點:我不認為德國人、歐洲人,乃至於其他西方人,當初在擁抱中國市場的時候,真的那麼單純地相信「中國的開放與經濟發展,遲早會促進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Chinas Öffnung und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würden früher oder später zu einer politis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Liberalisierung führen)。這種想法,是西方擁抱熊貓派的立論基礎,大致上是認為隨著經濟發展而壯大的中產階級,將會建立一個具備足夠能量的公民社會,進而從內部進行和平演變,終結專制政權。

不過,這也是一種經不起檢驗的想法。歐洲的歷史早就證明,經濟發展也好,中產階級的擴大也好,都不見得會孕育出自由社會與民主政治。隨著工業化而茁壯的中產階級,完全可能會在大棒與胡蘿蔔的雙重伺候下,熱情洋溢地為極權主義唱讚歌。借用哲學家卡爾・洛維特(Karl Löwith,原德國猶太人,納粹期間流亡海外,戰後出任海德堡大學教授)的說法:納粹這種現象,本身就是一種小資運動與普羅中間階級的暴動(eine kleinbürgliche Bewegung und ein Aufstand des proletarisierten Mittelstands,S50)。

所以說,姑不論北京的經濟政策本來就不是以建立強大的中產階級為取向,縱或有之,也完全沒有理由認為這樣就能走向民主化。這些西方國家本來就有相當精深的極權主義研究,也不乏熟諳世局的政治人物,難道他們真的會通通不知道,不斷把資金與技術往一個極權政體送,不斷滋養它的國力,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嗎?

我不認為如此。當然,那種一派天真的人肯定有,而且也很多,但若主要的政策決策者都是這樣「好傻好天真」,這些國家恐怕早就倒閉了。在我看來,他們不是真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而是明知卻漫不在乎。反正,雙方實力差距太大,等到威脅成為現實的時候,大概也是下一代的事了,害不到作決策的人,趕快先享受東方「低人權優勢」的發展紅利再說。更何況,歐美國家遠在天邊,等到猛虎下山咬人的時候,也是亞洲人先倒楣。

換言之,「和平演變論」的真正意義,並不是要透過和平演變實現民主化,而是要給擁抱熊貓派一個跟極權政體合作的大義名分,「我不是去資助政權,而是去實現民主化」,諸如此類。有時候,他們也會作點好事,比如營救一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遺孀之類,為自己的立場添加說服力。雙方相互利用,各取所需,結果就是和平演變無望,養虎貽患有份。等到極權政體在他們提供的資金與技術下修煉成魔,開始威脅世界秩序的時候,這些擁抱熊貓派就會表示情況不如預期、實在非常遺憾,只差沒用無辜的眼神眨著水汪汪的大眼睛。

事實上,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個禍留子孫的把戲。比如說,曾經經歷二戰、冷戰的美國外交元老George F. Kennan,在1996年(臺海飛彈危機之年)11月25日的日記當中,就提到美國根本不應該再跟中國建立任何更密切的官方關係,務必要敬而遠之,並且應該防止產業界對中國市場發展出依賴性(p653-654)。然而,在後冷戰和平的紙醉金迷下,抱持這種想法的人無力扭轉局勢。於是,歷史就照著我們所知的路徑前進,而雙方圖窮匕見的時間點也一定會到來。說起來,後冷戰時代的繁華,就是建立在一個無以為繼的發展模式之上,並以預支後繼世代的和平安穩為代價。

當然,以上這套對於歷史的解釋,有相當程度只是我個人的推測,不一定完全正確。決策者內心的主觀意圖是很難證明的事,他們究竟是處心積慮的陰謀,抑或一派天真的愚蠢?要找到足以清楚分辨的外在證據非常困難。畢竟,決策者倘若心懷「有意為之」的想法,也不會主動留下記錄,這是馬基維利主義的基本功。

總之,這個世界就是有許多難以證明的事,律師辦案有時候也會遇到證明的極限,就當成一種姑且聽之的猜想吧。但無論如何,即使這個猜想並不全對,我想,總也比「一批老牌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深政客集體受騙上當」的解釋版本來得可信些。在此,我想引用史家陳寅恪的兩句詩,作為這篇文章的結尾: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秤勝屬誰?
圖為《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原文標題。

(原刊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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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明鏡》雜誌《金錢或是自由:德國對中國的致命依賴》

Karl Löwith, 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 J. B. Metzler 2007

George F. Kennan, “The Kennan Diaries”, W. W. Norton & Compan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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