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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如何以法高度監管輿論空間


(編按:摘錄自喬西・拉賈(Jothie Rajah)所著、《「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第四章〈「反國家」——關於《出版法》〉部分章節,本文標題為眾新聞所擬。作者在書中回顧新加坡執政黨以《出版法》打擊報章,及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政府批評敵對傳媒的做法,扣上影響國家安全的帽子。本書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將於香港序言書室﹑一拳書館﹑閱讀時代﹑蜂鳥書屋﹑誠品書店有售。)

這一章提出第二個個案研究:一九七四年的《新聞紙與印刷品出版法》(Newspaper and Printing Presses Act)〔以下簡稱《出版法》(Press Act)〕。 這個個案研究顯示,立法的制定已經破壞和重構了一種與言論自由和政治自由主義的多元化有密切關聯的自由:出版自由。如果說通過《破壞公物法令》這部「法律」可以使「國家」可見的公共領域在意識形態上變成同質的,那麼《出版法》就是一種工具,透過它,「國家」的討論空間就可以同質化。《出版法》所堅守的管理報業之技術已經造成「國家」的討論空間高度受到監管,導致「國家」與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之間的論述混為一談。

一九七四年《出版法》的制定與一九七一年的一些事件有密不可分的關聯。當時新加坡三份報紙受到政府一系列高壓措施的打壓,造成兩份報紙停刊,第三家報紙易主。 國家機關指控三家報紙暗中破壞國家安全。根據國家機關的說法,三家報紙擁護分化國家的共產主義議程,公開或祕密地推動共產主義事業,或成為外國利益的代理人暗中損害「國家」。這些事件過後三年,《出版法》在一九七四年問世。 在分析《出版法》之前,本章先爬梳有如立法原型的一些文字和事件:即李光耀一九七一年在國際新聞學會(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PI)上的演講,為未經審判即拘押四位報業高階主管提出合理化的說詞。 這些拘押做法和當時國家機關的論述表明,在一九七一年,國家機關如何戰略性地利用公共領域作為表演場所,以攸關國家情勢脆弱的迫切需要,提出它「依法治理」的論述之正當性。

《出版法》這部「法律」賦予國家機關權利,使國家機關能夠對報紙的所有權、經營管理和資金狀況進行監視和控制。 一九七一年國家機關對於國家安全遭到破壞的論調在十五年後的一九八六年又再次被拿出來,被國家機關用來合理化它要控制「外國媒體」的措施。 本章追溯一九七一年事件、一九七四年制定《出版法》和一九八六年針對「外國媒體」的修正案之間的論述和法律連續性,本研究關注是我部分是,政府如何通過對「法治」和「依法治理」之間的矛盾進行戰略管理,從而立法建構一個具有正當性的國家論述。

4.1 《出版法》之重要性

《出版法》是很重要的法律,有三個理由。第一,它凸顯出這個民族國家歷史的早期階段,當時的國家機關要把「緊急狀態時期」(一九四八年至六〇年)的法律例外主義延伸到後「緊急狀態」時期的民治領域。延伸「緊急狀態」例外主義的痕跡很明顯:權力集中到行政部門,排除掉法院介入,並且援引內部安全為理由,合理化國家機關透過控制及審查報業公司的經營管理、所有權和財務狀況的做法,破壞出版自由。

第二,《出版法》標誌著「法律」在治理上面的發展,因為它結合了殖民地時期的執照許可技術 (要求所有的印刷媒體和報紙必須註冊登記及取得核發執照)與社團主義(corporatist)的技術,它顯然是以殖民地時期《海峽時報》的開辦備忘錄和公司章程為藍本。 《出版法》的另一個「法律」治理特徵是它使用這些社團主義技術來影響股份組成,它規定所有報紙都必須是具有兩級股份結構的公司:一是管理股,二是普通股。

這個結構的重要性在於普通股每股只有一票權力,而管理股在人事任免事宜方面每股有兩百票的權力。 另外,管理股只能由國家機關核可的個人和公司持有。 因此,實質上,報業公司如果不是由政府代理人,就是由政府指派的人負責經營管理。 其結果就是,任何報紙若是意識形態上不符合國家機關的立場,根本無法立足於公共領域。

第三,如果說《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是設計來防堵在公共領域表達某種政治反對意見,那麼《出版法》在以前堪稱是(現在還是)設計來防堵透過報紙公開表示批評和異議。明白地講,《出版法》顯然是因為國家機關希望封殺新加坡境內某一代表若干「受華文教育」人士的報紙公開表示批評而提出的。 《南洋商報》這份報紙成為某一部分人士的平台,他們反對政府對「中國」語文、文化和教育的政策。

政府否認它針對《南洋商報》的行動是因為《南洋商報》的批評而發動的。國家機關反而說,它有必要處理《南洋商報》,是因為「報紙步步進逼,發起運動,指控政府企圖摧毀中華文化」。

我在第三章討論《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時,描述過新加坡在一九六六年的情境。一九六六年社會和政治環境的特徵,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仍然存在。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雖然主宰國會,而且是國會內唯一的政黨,卻還未達致它自從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以來象徵它主政特色的霸權和全民順服的水平。民眾的不滿和焦慮集中在華文教育、中國語文和文化價值,以及「受華文教育」的新加坡人在國內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等問題上。

以華文授課的南大已經成為這些議題的集結點, 具體表現在政府不撥經費補助南大,以及在聘任公務員時不承認南大的學歷。 的確,在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大選中,南大和「華文」中學教育是關鍵議題, 而南大這一派的主要人員與社陣結盟。 因為社陣領導人大半是受華文教育, 與人民行動黨領導人大半是受英文教育,形成鮮明對比。 新加坡「華人」的語文斷層 是個高度敏感、高度政治性的議題。

南大很早就有與反對派社陣結盟的歷史,社陣創黨人很多是南大畢業的菁英,學生團體中也有許多社陣支持者。 此外,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也把南大學生的積極份子定性為「親共產黨」和「受到共產黨管控」。
學生方面認為人民行動黨政府企圖「摧毀華文教育」, 並於一九六五年九月爆發大規模的學生抗議行動,抗議南大行政管理層(一九六四年,由人民行動黨於成立的) 接受了評鑑委員會報告的建議。南大學生認為這份報告企圖撤除南大的自治,以及「摧毀華文教育」,偏袒英文。

《南洋商報》是新加坡四份中文報紙中最大的一份。 身為報紙,《南洋商報》同情「華文」教育的志業。 它的報導表達學生們的委曲,它的社論也主張「華文」教育在這個新國家的重要性。 《南洋商報》指控人民行動黨領導人數典忘祖、反對華文教育。 國會議員已經清一色全是人民行動黨黨員,又通過《破壞公物懲處法令》關閉可供表達異議的公共空間,對國家機關保有相當程度自主的報紙在日益受削弱的公共領域必須成為重要的非政府之聲音。除了自主的報紙之外,很少有非政府之聲音的論述有能力傳遞給「國家」。

一九七一年涉及這三家報紙的事件,蕭添壽(Francis Seow, Seow Tiang Siew)在《媒體著迷》(The Media Enthralled)一書中有詳細記載。

我在這裡所提到的情境,大部分取材自他的著作。蕭添壽認為,雖然政府對三家報紙(中文的《南洋商報》和兩份英文報,分別是《新加坡先驅報》[Singapore Herald]和《東方太陽報》[Eastern Sun])採取行動,但政府的主要目標仍是最受歡迎的《南洋商報》。 但是由於在當時的正式氛圍中,「受華文教育」的人對人民行動黨有很大的敵意和懷疑,國家機構不能被看成是在針對一份受歡迎的中文報紙,即使這份報紙指控政府機關在民族國家的新經濟活動中邊緣化「受華文教育」的人。 因此國家機關找了兩家英文報紙陪榜,把它們列為必須採取安全行動的目標 。政府指控三家報紙都是懷有敵意的外國利益之馬前卒,意圖破壞「國家」。 這項指控是以政府監控組織的說法為依據,並不是依證據而提訴的。為了與案情涉及國家安全的說法相符,政府機關針對三家報社進行了第一次重大的公開行動,即是依據《內部安全法》拘捕《南洋商報》的四位高階主管, 並指控《南洋商報》蓄意發起「挑起華人種族意識」的運動。

《新加坡先驅報》和《東方太陽報》都還是成立不久的報紙,依賴銀行的融資來支持剛起步的業務。 國家機關指控說,由於這兩家報紙還沒有賺錢,投資它們或放款給它們的「外國」個人和銀行都是不安好心的。

就國家機關看來,融資放款就是「暗黑活動」的證據,預備利用報紙為工具,散播不滿的種籽,進而導致「國家」動盪不安。

《新加坡先驅報》的社論內容批評政府的某些政策,被國家機關引為證據,認定它具有反國家的政治意圖。 反過來,《東方太陽報》並沒有批評政府,政府卻解釋成這是隱匿在它背後的共產主義份子惡毒的等候伎倆,預備先讓報社站穩腳步,再利用它作為擾亂「國家」安定的工具。 《新加坡先驅報》的銀行美國大通銀行(Chase Manhattan)遭受到壓力,要它收回貸款。 《東方太陽報》則因為報社主要幹部集體辭職而停刊,他們全都是外國人。 《東方太陽報》幹部辭職時發表聲明,宣稱他們相信報社是反共的,但是政府的懷疑使他們無法善盡新聞工作者的職責。

歷史比較悠久的《南洋商報》是由一個富人家族擁有及經營的,不易受到另兩家報紙所承受的財務壓力。或許也正因為如此,《南洋商報》受到國家機關最嚴峻的注意:四位高階主管未經審判即遭到拘禁。《出版法》制定之後,《南洋商報》被迫更動所有權及控制權,報性當然也隨即改變。

蕭添壽對國家機關管理這三家報紙的敘述,強調國家機關組織和執行論述版本的程度,在可能管束的情況下,就迷惑或恫嚇非國家行為者,使其緘默順從; 在不可能管束的情況下,那就訴諸赤裸裸的威脅。 蕭添壽強調李光耀在這些公共時刻的主導地位,並且這樣描述李光耀對《新加坡先驅報》一個重要記者會的處理:

李光耀幾乎總是主宰著新聞記者會。在記者會上,他將劇中人物緊緊綁住,每當他們出現退縮的跡象或偏離既定的文本、劇本的時候,便將他們去除掉。

國家機關透過簡單但有效的論述支配地位策略,利用公共領域來展現它的正當性,這是國家機關針對「法律」出現爭論做出回應時顯著一致的特徵。蕭添壽詳細描述的這場一九七一年記者會就是一個例子。 李光耀出席國際新聞學會赫爾辛基年會發表演講(稍後會討論)又是另一個例子。第五章談到他如何對付律師,第七章則認為新制定的《公共秩序法令》是設計來確保國家機關在「國家」舞台上依然是領銜演出的主角,不僅邊緣化它認為是傻瓜和小丑的人,而且幾乎消滅殆盡。

一九七一年新加坡國家機關開始採取行動對付它定性為威脅「國家」的三份報紙時,政府發表許多聲明,一再說明這些報紙是如何及為何「反國家」。一九七一年後的新加坡難以想像的各種報導中,國家機關的指控和解釋受到有關報紙,特別是《南洋商報》的強烈挑戰。 遭到指控的報紙讀者大增。

在新加坡全國記者公會(Singapore 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帶頭下,支持《新加坡先驅報》的人士發起運動,出錢贊助報社。 三家報紙都否認自己是「反國家」、「共產黨」或奸險敵人的馬前卒。 三家報紙指出,國家機關沒有證據可以支持它的指控,並請求政府在有確鑿證據的情況下到法院提起訴訟。 《南洋商報》東主發表個人聲明表示,在國會沒有在野黨議員的這個國家,《南洋商報》填補這個重大的空隙,表達人民的挫折感和關切,而且質詢政府是忠誠和愛國的表現。

國際新聞組織也質疑政府對事件的說法,表達它們厭惡《南洋商報》高階主管未經審判即遭到拘押,呼籲提出證據確立事實真相和罪行。

這一國際批評顯然被政府評估為十分重要,必須驚動李光耀總理親自注意,這也反映出國家有需要向公民爭取正當性,並且需要取得其他國家的承認。 在《南洋商報》高階主管遭羈押之後五個星期,李光耀出席一九七一年六月國際新聞學會在赫爾辛基召開的年會,熱切地為他的政府之行動辯護,否認新加坡政府是要壓制及封殺批評的聲浪。

4.2 李光耀在赫爾辛基之辯詞

李光耀在赫爾辛基的演講稿中充分揭示了新加坡政府對新聞界、公民和國家的角色之認識。如果說「法律」作為治理工具涉及到國家機關對治安對象的選擇、以及對這些對象的了解的建構, 那麼這篇演講就是一九七四年《出版法》的前身,並且建立了國家與新聞界關係的法律和行政樣板,而且一直持續到今天。

總而言之,李光耀在赫爾辛基會場上聲稱,新加坡報紙三不五時成為有敵意的外國利益之馬前卒,新加坡政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有所行動防止這種「反國家」的顛覆行為。

李光耀的論點涉及到對「西方」的冗長批評,描述新加坡由於「種族」、「宗教」和容易接觸「共產主義」,情勢特別脆弱,他也把「西方」文化解讀為會威脅國家安全,有如「共產主義」和「公社主義」(communalism)一般危險。

李光耀在赫爾辛基聲稱,由於新聞界不是成為外國「反國家」暗黑行動的在地代理人,就是在它描繪「西方」「縱情於性愛、毒物和衣飾風格」時「反國家」,國家機關延伸對新聞界的管理是正當的,是基於「國家」的利益。李光耀提出他的論點時,權威性地堅稱他對許多問題頗有研究,包括「新聞界」、外國的暗黑行動、新加坡「人民」,以及「西方」等等。堅持他了解一切有助於他把「新聞界」重新歸類,使它們成為比起殖民地政府時期更加全然受到控制的標的。透過赫爾辛基演講的重新分類,「新聞界」的角色當時(迄今仍是)就改變了。「新聞界」變成不是「人民」的公開、體制的聲音,沒有能力調查和批評國家機關行使權力的方式,而成為國家機關建設「國家」的夥伴 ——指導「人民」,從「西方」擷取適當的材料(如科技、具有美感和能提振人心的文化特點),同時保護「人民」不至於道德敗壞。因此,與其說新加坡的新聞業監督國家機構行使權力,倒不如說國家的角色是保護「國家」不受新聞界污染。 《出版法》中隱含一個假設,即國家機關本身絕對不會威脅「國家」。將「新聞界」如此改寫,畫入與「國家」安全密不可分的類別,這是新加坡政府將「緊急狀態」時期法律例外主義擴展到一九七四年《出版法》的核心。

依賴一系列的假設及建構一系列的雙元關係,李光耀在這篇演講中主張,媒體來自「國家」之外的內容,不論是來自「西方」或亞洲其他國家,都是會影響新加坡獲致「進步」的風險。來自「西方」的媒體內容是一種危險,因為它描繪的暴力示威和自由戀愛會使「人民」意識混淆。來自亞洲的媒體內容是一種威脅,因為它主張光復故土、意識形態上分歧,或從原籍國輸出派系主義和緊張關係到新加坡移民社區裡。由於有這些危險,「國家」岌岌可危:不論是領土、「人民」的道德和發展的經濟動力,都會受到影響。如果「政府的藝術是管理個人、商品和財富的正確方法」, 那麼李光耀的講話就證明了國家對「新聞界」的管理是對付針對特別脆弱的新加坡「國家」的一系列威脅的一部分正當理由。

李光耀提出論點時,通過他者化「人民」和「西方」來進行論述,並且把他的演講當作平台。從這個平台,他以「國家」的代言人之姿指示報業和「人民」各自應該扮演的角色。我透過討論李光耀的主題,組織起對這項重要演說的分析。李光耀演講一開端,就把新聞報導和廣告連結在一起:

透過所有的大眾傳播媒體持續不斷的反覆「推銷」……毫無疑問有助於塑造對服飾、食品和耐用消費品的態度……因此,持續不斷堵住某一路線也不是不可能塑造民眾對政治議題和政策的意見。

李光耀認識到持續不斷重複會有力量打造信念,就是認識到媒體論述的作用,也注意到掌握公共領域論述主導地位所代表的力量。他對廣告有這樣的類比,顯示他所追求的商品是「人民」對「國家」計畫即使不是順從,也要同意,而國家計畫最高優先就是經濟發展。他的架構排除了可供「國家」選擇的其他概念和目標。他對「持續堵住一條路線」與公共輿論之間「也不是不可能的」關係此一臆測性的思考,從政府透過《出版法》掌控公共領域來看,扮演更險惡的角色。《出版法》頒布之後,新加坡的媒體環境有一個特色:所有國內報紙、廣播和電視都是由國家控制(後來則是國有)機構製作的。

他對「人民」的他者化,其實與殖民主義將「土著」視為能力低劣的人,有著驚人的連續性。李光耀認為,「人民」,尤其是「人民」中的年輕人,智力有限、欠缺批判性思考能力。李光耀一再描述「人民」是很容易迷惑混淆的,傳達出這種瞧不起人的評價。他在演講中四次提到他們的迷惑混淆狀態。譬如:

新國家需要其人民努力工作,守紀律、求進步的時候,人民卻看到、聽到西方的狀況而產生困惑。他們從報紙上讀到、從電視上看到暴力示威支持和平、都市游擊隊作亂、毒品泛濫、自由戀愛和嬉皮運動。許多人不知批判就盲目效仿起來。

李光耀把他自己和聽眾跟不知批判、只會模仿的「人民」區隔開來。這些「人民」需要媒體以簡單清楚的方式呈現新加坡的問題。這些「人民」需要在學校教的價值與態度,和媒體內容維持一致。換句話說換句話說,「人民」處理不了複雜的事務,也不能信任他們能自己做好評估工作。李光耀大包大攬地把權力聚攏到自己身上,替「人民」決定哪些事該做或不該做。他下達指示給「人民」:「要努力工作,學會守紀律、求進步。」 這套訓誨一方面把「人民」當幼童對待,同時又提升國家機關的權力,使李光耀居於導師的地位。

儘管他的菁英主義與殖民地時期的「種族」和權力階層制度相類似,但是他對「人民」的建構則是要求簡單、一致和具有指導性的報紙內容,這也與現代主義國家在統治上要求紀律的做法相符 ——他以導師和牧民者的立場推動此一做法:

大眾媒體可以幫助我們以簡單、清楚的方式呈現新加坡的問題,然後說明如果他們支持某些計畫和政策,這些問題就可以解決。
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大眾媒體增強,而不是破壞在大中小學灌輸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態度。大眾媒體可以創造一種風氣,使人民變得熱衷於學習先進國家的知識、技能和紀律。沒有這些東西,我們根本不能盼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果他們有心求發展,新國家的人民絕對不能效仿當代西方的風氣和癖好。

李光耀演講中把「外國」和「國家」視為相對的雙元概念,讓國家機關扮演保護的力量,照顧易受影響的「人民」。危險的源頭就是「外國」。這種牧民、導師式關懷「人民」的說詞和立場,掩蓋了國家機關其實才是對「人民」中的某些人構成威脅的事實。這些人遭遇到國家機關最威嚇性的行動 ——未經審判即拘押 ——在國家機關手中嚐盡苦頭,並不是被「外國人」侵害。「外國機構」仍然處於陰影、隱蔽之中,超出了國家機關能拿出積極事證的範圍,超出了遭受懲罰的範圍。國家機關選擇老百姓當中意識形態自主或反對派人士,作為國家脅迫目標的此一策略,將《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決心把「反人民行動黨」等同於「反國家」的潛台詞永久化。

新殖民主義的菁英主義使得李光耀在貶抑「人民」的特性之同時,也伴隨著矛盾的他者化「西方」的敘述:「西方」是不受歡迎的社會和道德「痛苦」的發源地,譬如「以暴力示威支持和平、城市游擊隊、毒品、自由戀愛和嬉皮運動」。不過,「西方」又是令人嚮往的「科學技術勝利」的發源地。新加坡面臨的「問題」是:

在接受西方科學、技術和工業時,我們發現我們不能完全排除掉當代西方的不良精神……因此,我們必須教育新加坡人不要模仿西方怪異的行為。

藉由拒絕承認他所提出的「西方」弊病(暴力示威、城市游擊隊、自由戀愛)的社會和政治背景,把這些行為定性為「怪異」、「奇怪」、「不良」,並且擴大隱喻,指出「西方」已經得病(「不適」、「疾病」、「生病」,新加坡政府必須為其人民「打預防疫苗」),李光耀將「西方」描繪為退化和衰落。李光耀舉出這些社會弊端,彷彿它們起源於「西方」。藉由將「西方」定性為暴力和性行為放縱的地方,李光耀暗示這些行為和現象對新加坡來說是陌生的,也不存在的。如果我們知道新加坡在殖民地如果我們知道新加坡在殖民地時期是鴉片貿易的中心此一歷史, 以及它的殖民地時期法律把「華人」定性為一夫多妻制的「種族」,李光耀這麼說實在深具諷刺意味。

李光耀對「西方」會有這些不良現象提出兩個解釋:第一,它們輕視「勤奮、節儉和嚴於律己的清教徒道德」;第二,科學技術的非人性化影響。他的解釋暗示,西方只會繼續往下深陷衰退。在李光耀看來,「西方」是不可阻擋、毫無理性的墮落之地。相形之下,他對於新加坡出現暴力的例子都可以拿出明確的因果關係加以解釋。一九五〇年「叢林女孩」暴動(jungle girl riots)事件 是因為一家馬來文報紙刊登一張照片引起的;一九六四年的「種族」暴動是因為一家馬來文報紙持續不斷、不實地指控「華人」壓制馬來人權利而引起;「年輕的華人工人和學生爆發的暴力事件」是因為新聞界「精心規劃的運動」所引起。因此,根據李光耀的說法,有兩個特徵始終標誌著困擾新加坡的暴力時刻。第一,暴力總是與「種族」、「宗教」或「共產主義」脫不了關係;第二,暴力之所以發生,純因大眾媒體誤導「人民」。透過把新加坡的暴力和失序之性質說成具有明確的因果關係,李光耀為國家機關的恫嚇行為建構深刻的正當性角色,為的是預先遏止更廣泛的公共暴力。

請記住,李光耀這項演講的對象是全世界媒體代表,他出現在赫爾辛基會場,即表示他重視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在「西方」眼中的地位。身為一個依賴「西方」投資的「新國家」,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希望被認為是合法的;它需要把自身和其他貪腐、專制暴政的「新國家」區隔開來。國家機關的正當性依賴李光耀能否說服他的聽眾;而這個聽眾正是李光耀所忌憚的,使「新聞界」變成輿論製造機的無數個體。雖然全世界的新聞工作者都可以義正詞嚴地要求出示證據證明「外國顛覆」和「外國暗黑行動」,而李光耀對新加坡「種族」和「宗教」特點的敘述,則不容易受到質疑。他提到的媒體所造成的暴力事件是一個歷史,作為一個多元種族的後殖民民族國家的總理,他能夠向國際聽眾進行權威的闡述,沒有人具有和他同等的專業知識。

李光耀所提出的雙元關係論,把善放在「東方」、惡放在「西方」,這在新加坡的公共論述中並不是新鮮的觀點。正如我們在第三章分析一九九四年費伊的個案所討論的,這些雙元論繼續在新加坡的國家論述中扮演相當有用的角色。然而,李光耀分類整理西方的缺失時,新鮮而又重要的一點是,他把公民積極主義 ——示威活動 ——和性道德沉淪結合起來。這一結合非常的重要,因為這使得他能從多個層面來管束新加坡百姓。以一九七一年的情境來講,「暴力示威支持和平」,以及「富裕的美國有暴力傾向的青年男女參與示威的奇異行為」,幾乎肯定就是指美國反越戰的公民運動。李光耀不提當時另一股強大的非暴力反戰活動,一再地把示威和暴力合併在一起,因而讓民間集體反國家機關的活動失去正當性。

消除公開和結社表達異議,是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自從一九五九年掌握權柄以來管理公共領域的礎石。 透過媒體生動又引人注目的宣傳,美國反戰示威變成了人民動員起來反對政府政策的意象和實例。

李光耀確信這種新聞與新加坡無關,這與「國家」教育學工程是一致的。李光耀在所有重要的經濟發展計畫中,把「人民」建構成無關政治的數字:

在電視上和報紙上看到的,富裕的美國有暴力傾向的青年男女參與示威的奇異行為,全都與新興的不發達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無關。教育的重要性、需要安定和工作紀律、取得技能和專業知識、充足的人員受過科學技術訓練,以及他們有能力使所掌握的知識和技術適用於自己的國家環境,這些才是進步的重要因素。

李光耀所認定的「人民」是如此的不政治、如此的無知,以至於媒體對「富裕的美國」發生示威遊行的報導也能讓他們「混淆、困惑」。「人民」必須在不被「迷惑、混淆」的情況下才能在政治議題表達立場或發表意見。李光耀堅持這種「奇異行為」跟「新興的不發達國家」不相干,這與新加坡地理上與越南鄰近,也與新加坡國內反對人民行動黨政府支持美國介入越戰的歷史不符。 有鑒於此,他演講一開頭就針對特定的共鳴提出意見:

最近電視和報紙上對越戰出現激烈爭吵,令人悲傷地承認,即使在高度發達國家,大眾媒體的客觀性也只是媒體東主和評論員針對尼克森政府的主觀看法。

李光耀認為尼克森政府具有理想的「客觀性」,同時貶低了大眾媒體東主和評論員。或許媒體對發生在「富裕的美國」的反戰活動的報導正威脅著人民行動黨/國家機關,因為它恰與新加坡的情勢相關,並且產生共鳴。值得注意的是,李光耀所選擇的樣本忽略了標誌著中國文化大革命或「退出印度運動」(Quit India movement)〔譯註一〕的大規模示威活動。因此,暴力和失序被劃為屬於「西方」這個異域空間,其特徵是道德敗壞的社會習俗和價值觀念,與新加坡無關,也不受歡迎。

(譯註一 「退出印度運動」是甘地在一九四二年為了爭取印度獨立,針對英國殖民當局發動的大規模示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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