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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體罰保國」


(編按:摘錄自喬西・拉賈(Jothie Rajah)所著、《「依法治國」的迷思——新加坡國家威權法治史》第三章〈體罰保國——一九六六年的《破壞公物法令》〉部分章節。作者在書中回顧新加坡制訂體罰的《破壞公物法令》立法背景,回顧執政黨以嚴刑峻法,合法化國家機關暴力及對反對黨打壓。本書由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將於香港序言書室﹑一拳書館﹑閱讀時代﹑蜂鳥書屋﹑誠品書店有售。)

《破壞公物法令》(Vandalism Act)是「國家」所制定的第一個規定強制性體罰的立法文書。當時的國家論述旨在使體罰合法化,因此對於要在脆弱的新加坡「國家」中特別打造「合法」的暴力懲罰就至關重要。制定這項法令時,國家機關藉由法條脈絡和潛台詞,利用《破壞公物法令》標示出反對派政治的某些表述為犯罪和反國家行為,從而在實質和論述方面鞏固政府在「國家」空間中的權力。但是一九九四年運用《破壞公物法令》(本章後半部分將會討論到)時卻透露,這項法律除了成為壓制技術的手段(體罰、監禁和加強監視)之外,還成為國家教育的手段,「公民」被教導要如何以「良好」公民身份、合乎道德的行為,以及「亞洲價值觀」來構建個人認同。

一九六六年制定這項法令和一九九四年實施這項法令,都顯示國家論述的主題持續不變:政府堅持認為新加坡是一個特別脆弱的國家,處於特殊的情況,需要採取「嚴厲的法律」(意即強力懲罰),嚴刑峻法才可能使一向脆弱的新加坡「國家」變得不那麼脆弱。這個主題以民族主義的言詞表達出來,掩蓋了運用「法律」作為教育工具的面目,使得即使是在監獄高牆之後用刑,鞭刑也可以成為具有啟發性、且讓民眾引以為戒的「公共場面」。高度的暴力行為及國家機關有能力合法化這種暴力,可以控制理論上小心翼翼的公民。本章追溯了某些廣泛且具有延展性的方式,《破壞公物法令》通過這些方式,將「法律」此一治理工具表述為把「法治」理念重新調整為維持國家暴力合法性的「依法治理」之形式。

《破壞公物法令》原本的名稱是《破壞公物懲處法令》(Punishment for Vandalism Act),其目的如其前言所稱,「對破壞公物訂定足資炯戒的懲罰」。這項法令規定在罪行定讞後強制執行鞭刑,與當時對相當的行為之處罰――罰款新加坡幣五十元――落差很大。當時,這項法令與刑法的實務有一點相當不同――它對侵犯財產定下嚴厲懲罰。法令的原始名稱(一九七〇年的修訂版已把法令名稱縮短為《破壞公物法令》)將注意力專注在懲罰的教育力量上。我在討論一九六六年的法案時使用原始的名稱,而在討論一九九四年的法案時就採用修改後的名稱,以保留最初注重懲罰的意義。

3.1一九六六年的政治脈絡

一九六六年八月,《破壞公物懲處法令》並不是由律政部長〔譯按:等於台灣的法務部長〕提交給國會審議,而是由國防部長提交的。破壞公物的行為怎麼會成為國防部管轄範圍的問題呢?為什麼一個建國才一年的民族國家,在這個政治動盪地區中只是一個小小的第三世界國家,面對許許多多棘手問題,卻決定優先處理破壞公物的行為呢?一九六六年,國會辯論法案時的潛台詞和早期依據此一法令提出的起訴,其內容顯示,《破壞公物法令》的初衷並不是真正要對付毀損行為,而是項莊舞劍,意在針對反對派政治在公共領域明確表示支持越共、反美和左翼的行為。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破壞公物懲處法令》在國會進行一讀,離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新加坡突如其來的獨立建國差不多剛好一年。法案提交國會審議時,新加坡領導層對於攸關新加坡這個民族國家的生存和活力的一系列問題極其憂慮:這些問題包括經濟、與馬來西亞聯邦突然分裂、與印尼的對抗,在地理位置上又無可避免相當貼近中南半島的戰爭,而且在國防事務上要持續依賴英國、澳大利亞和紐西蘭。這段時期冷戰方殷,共產黨活動在東南亞區域內極為活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也在共產主義活動的影響範圍內無法倖免,使新加坡這個公開宣布反共的新國家深具國際地緣政治的重要性。

總結一下對新加坡歷史的批判性觀點:新加坡在冷戰的氛圍下成為了一個「民族國家」,人民行動黨和英國結盟透過把「共產主義」構造成一個邊緣化、妖魔化的類別,從而將大多數的左翼勢力趕出新加坡的政治和公共領域。如果說人民行動黨是代表親西方、資本主義的右翼政黨,那麼公然反殖民主義、主張社會主義的政治行動者則是左翼的「社會主義陣線」(Barisan Sosialis),它是反對人民行動黨的主要對抗勢力。社會主義陣線(以下簡稱「社陣」),主要是由人民行動黨分裂出去的派系組成,已經遭到一九六三年臭名昭著的「冷藏行動」(Operation Coldstore)嚴重破壞。在一九六三年九月選舉前的八個月,至少有一百零七個左翼工會會員和反對派積極份子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被拘禁,因此無法參與選舉。社陣仍然設法贏得了十三個國會席位,但勝選的社陣候選人中有三人被捕,另有兩人逃離新加坡以免遭到逮捕,僅剩下八名社陣成員出任國會議員。七個與社陣相關的工會也受到註銷工會登記的威脅。社陣在意識形態上反對未經審判的拘留,也痛恨國家機關壓制性地使用「法律」,他們抵制國會,宣布新加坡的獨立是虛假的,並且揚言要走上街頭、訴諸民眾支持。 

一九六六年,儘管社陣缺席國會,並因政府的「反共產主義」措施而受到削弱,但是人民行動黨不敢掉以輕心,仍然把社陣視為對人民行動黨權力的重大挑戰。雖然社陣被削弱了,但社陣至少還能提出不同的意見,一則欲替代人民行動黨的主張,二則是表達異議,進而衝擊人民行動黨對公有領域日益增強的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是國家機關對涉及社陣表達異議的某一特定事件的回應:這一事件就是社陣領導的反對美軍介入越戰的運動。

3.3 殺雞儆猴和脆弱國家

當政府提呈《破壞公物懲處法令》草案到國會時,沒有明確承認該法案是針對「援助越南、反對美國侵略」運動,或是有人計劃舉行「假的獨立紀念日」集會的回應。反而是政府提出的破壞公物的例子透露出此一關聯。李光耀總理將破壞行為描述為「一種特別惡毒的社會輕微罪行,例如拿一罐油漆到每個公共巴士站,或是用粉筆寫出反美、反英或親越共的口號」,而向國會提出法案的部長則說:

各位議員會明白這項法令草案的原因,因為我們已經目睹不幸的景象,不良份子塗毀和污損我們美麗的城市。在公共和私有財產上塗寫標語、畫圖畫、刷漆、標記或刻字的行為十分猖獗。的確,即使是排水溝的邊側,也被反社會、反國家份子打著民主的旗號任意使用。 

這些事例對涉及「援助越南」運動的相關破壞公物行為下了定義。它們表明,破壞公物是指涉反對派政治活動的暗號,或者至少是無法藉由警察許可加以遏制的那種反對派政治活動。一九六三年二月啟動「冷藏行動」抓人,顯示這個民族國家已經以兩種方式採用殖民地政府的做法:第一,將政治反對派定性為擾亂公共秩序的存在;第二,利用未經審判即拘押嫌犯的法律例外性來對付異議人士。但是,藉由使用「破壞公物」劍指明顯可見的左翼異議人士,這個民族國家已經超越殖民地政府的法律例外主義,將反對派活動視為刑事犯罪。其實反對派活動是在面對政府機關決心阻礙「合法的」異議,才訴諸不服從的行動。

為了增強對異議人士的刑事定罪,這個民族國家又重新改造另一項殖民地政府的做法,這次與體罰有關。在殖民地政府時期,血腥刑罰(我指的是針對軀體的刑罰,譬如體罰和死刑)似乎被認為是針對暴力犯罪的合理刑罰。民族國家其實很清楚,對涉及財產的輕罪動用暴力懲處是違背了標準的。李光耀總理替強制性體罰辯解,卻再次表明,國家機關試圖遏制的行為並不是傳統定義的「破壞公物」:

光是罰款擋不了我們面臨的犯罪類型。他拿紅漆毀損公共建築時,已經準備去坐牢。為了炫耀自己的意識形態之價值,他已經做好準備要當烈士、入獄服刑。他不會支付罰款,並且決心展現烈士精神。

但是,如果他知道至少將會被鞭打三下,我想他的熱情會消失一大半。因為遭受鞭刑,其實是相當羞辱的經驗,並沒有什麼光彩。

因此,從這兒看得出來,「毀損者」是出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動機,但是被歸類為犯罪者,並非政治行為者。如果承認「毀損者」是政治行為者,則必須承認他或她具有表達異議的公民權利,或者國家機關必須透過預防性的拘留來遏制他或她――可是這樣的拘留,會讓「毀損者」獲得烈士的道德地位。然而,政府並不希望「毀損者」獲得「烈士」的地位。因此,通過法律文字,打造出「破壞公物」這一類別,扭曲「破壞公物」罪,強制實施鞭刑的懲處,以使受刑人屈辱,並使痛苦的經驗長久留在意識形態迥異者的身軀上――如此利用痛苦,應該可以稱之為折磨了。

一九六六年,制定一項實施鞭刑懲罰違法者的「法律」乃是開倒車的做法,即使政府也承認不諱。因此,暴力懲罰需要有自己的正當性立論根據。此外,由於「法律」用來遏制反對派的遮羞布,所以必須以其他方式證明《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是合理的,政府選擇提出的理由是,鞭刑是一個適於保護投入在公共建築上的「人民的金錢」的紀律實踐。提案的部長在陳述論點時,不僅強調懲罰性暴力,而且還強調國家機關必須解除刑法中規定的有罪要件:

本法案有一個重要特點,不僅實際從事這類行為的人會受到懲處,引起這種行為的人也將受到懲處。國會議員們都知道,反國家份子利用兒童和其他年輕人來毀損及破壞公共和私人財產。我們不能夠期待這些年輕人了解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但被長輩狠狠地打一頓屁股或許可以管束教訓好他們。然而,實際上該對這些行為負責的人卻擺脫了懲處。現在,本法案賦予政府權力對那些躲在毀損行為背後的人有效地使用鞭刑。的確,通常施加在兒童身上的懲罰,現在也可以施加在實際上造成蓄意破壞行為的成年犯罪者身上。 

提案的部長並沒有承認本法案偏離了一般原則,即犯罪定罪需要證明有犯罪行動,也要有意圖。政府未經證實即全面主張,彷彿就是「真相」,乃是要合理化雙重目標(「國會議員們都知道,反國家份子利用兒童和其他年輕人」)。定性為「反國家」成為拆除法律原則的理由,彷彿暗示當「國家」受到威脅時,就必須對一般原則進行例外處理――將保護個人放在保護「國家」之後。

既然定性為「反國家」,提案的部長把煽動者視為加倍邪惡的存在:他們隱藏了自己的罪行,而他們隱藏的手段是對無辜者――「兒童和其他年輕人」――的褻瀆。然而,這些年輕人沒有犯罪意圖並不能讓他們豁免刑罰、不必受懲處。對於沒有犯罪意圖的行為者的身體施加暴力懲處是合法的,也是正常的,好比是其他社會機構(如家庭和學校)的施罰――「被長輩狠狠地打一頓屁股或許可以管束教訓好他們。」部長認為成年人動粗體罰可以成功地管制住兒童的行為,他提出的論點似乎依賴詞語聯想,將政府對躲在「破壞公物」行為背後的成年煽動者施加體罰,比喻為長輩對兒童的管教。

現在,本法案賦予政府權力對那些真正躲在毀損行為背後的人有效地使用鞭刑。的確,通常施加在兒童身上的懲罰,現在也可以施加在實際上造成蓄意破壞行為的成年犯罪者身上。

言詞中一再提起正義和合乎比例原則的懲罰(「那些真正躲在背後的人」、「懲罰」、「通常施加」)建立起施加暴力懲處具有正當性的主張。維持課堂紀律的語言(「打屁股」、「使用鞭刑」,以及稍後在演講中說的「乾淨整潔」)增強了成人對兒童/國家對毀損者的類比。國家機關在主張執行強制鞭刑時,有效地把「人民」放在嬰幼兒地位,並且在國家法律體系中重新找回和訂定殖民地時期將臣民(非公民)視為另類他者的規定。民族主義的言論掩蓋了這個民族國家永久保留殖民地刑法的意圖――這種做法植根於將一個非理性的他者不當人看待,必須通過因暴力而產生的恐懼來加以管理。

「人民」一詞適用於包含一切的民族主義,但是與它相對應的是「反社會和反國家份子」,把「人民」的一部分劃到非「民族」的類別。箇中含義是,從字面上和從隱喻上而言,國家機關可以懲處某些公民,藉由政府堅稱他們屬於犯罪成員,從而否定他們的個人地位。「人民」的地位,在於如何分派「人民」和「反民族、反社會份子」這些類別中的成員資格。讓某些類別的公民受到「法律」暴力的懲處,新加坡或許會透過第二種方式成為雙重國家:

現代的「雙重國家」......可能具有完全公平和遵守原則的司法制度,也有嚴峻、不穩定的犯罪控制制度,但是它是一個「雙重國家」,因為它的某些人口被直截了當宣布為次等人和構成公共危險,因此完全不在法律秩序範圍之內。 

《破壞公物懲處法令》的潛台詞表明,被宣布為「次等人和構成公共危險」的那些人,他們明顯的特徵是意識形態上持異議立場。因此,問題就變成了:要想成為「人民」的成員並因而受到「國家」保護,就必須在意識形態上遵從執政黨嗎?為「破壞公物」類別設置的標準是拒絕承認口號、圖片和標記是在表達政治異議。如果某些「政治」模式是非法的,因此被排除在公共領域的合法視野之外,那麼口號和反美海報可能會被解讀為抗議的方式,暴露「民族」的侷限性。對於那些不願屈從於國家霸權的人來說,「民族」是否是一個剝奪能力和邊緣化的空間,有必要訴諸於幾近非法的不服從行為,才能在公共領域表達異議呢?

一九六六年的《破壞公物懲處法令》乃是一九〇六年殖民地時期《輕微罪行條例》(Minor Offences Ordinance)中關於滋擾這一章的擴大重訂。《輕微罪行條例》與《破壞公物懲處法令》之間的關鍵差異在於,《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挑選出一些微小的滋擾,把它定名為「破壞公物」,因而創造了一種新的犯罪行為類別。新法規以三種重要方式重新描述「破壞公物」行為。

首先,「破壞公物」被歸類為不可保釋的罪行(與可以判處死刑和無期徒刑的罪行同樣不可交保)。其次,國家機關支持《破壞公物懲處法令》,堅持必須針對這種「嚴重」罪行進行嚴厲的懲罰。因此,根據《輕微罪行條例》,最高刑罰為罰款五十新元和監禁一週,可是根據《破壞公物懲處法令》,罰款增加至二千新元,監禁刑期增加至三年;最重要的是,對罪犯至少施以鞭刑三下、最多八下。法案的名稱包含「懲處」兩個字,足證國家機關從意識形態上非常關注懲處違犯法令者。第三,《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擴大犯罪行為的範圍,著重於肉眼可見且又傳達含義的記號。根據《輕微罪行條例》,在表面上畫標記或張貼海報的行為才構成滋擾。《輕微罪行條例》不去注意寫了什麼訊息,或在表面上塗寫的標記要傳達什麼訊息,但是《破壞公物懲處法令》非常具體:

任何文字、口號、漫畫、繪畫、標記、符號;粘貼或展示任何海報、標語牌、廣告、傳單、通知、紙張或其他文件;懸掛、吊裝、粘貼或展示任何旗幟、帆布條、標語、橫幅或類似的東西。

這份清單針對明顯可見的信息,著重於內容和傳播,所以監視整個「國家」。文字、標語和符號成為必須剷除的危險,要讓「國家」的空間不再出現意識形態的挑戰。從政治上講,《破壞公物懲處法令》旨在使可見的、已建成的「國家」空間同質化。「法治」對多元化政治領域的期望為「公民」帶來意識形態和政治選擇,可是這個期望又被「依法治理」對「破壞公物」的定義重新界定。鑒於這項法案是在新加坡成為共和國之後一年通過的,因此,《破壞公物懲處法令》顯然是人民行動黨主政的持久特徵中相當關鍵的早期標誌:「國家」與人民行動黨合而為一,使得反對人民行動黨被定性為「反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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