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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島宣判41周年系列三】選舉最能激發情感動員 中研院學者:再不公都要參與


【系列之一】8被告最後陳述撼動人心 「國家級政見發表」反轉歷史

【系列之二】台灣走過動輒判死刑的年代 學者憂心:外來統治法網將牢罩香港

近年北京及香港當局不斷以大抓捕、修改選制等造成香港民主困境,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認為,選舉最能激發情感動員,不管選舉再怎麼不公平、有再多限制,都要參與;台大歷史系教授周婉窈則說,海外流亡者的集結與力量非常重要,她也提醒一定要保存廣東話,以台灣發展歷程作為借鏡,才有機會維繫香港追求民主的香火。

吳乃德讚許香港過去原本就是一個開放社會,包括言論自由、教育水準、法治基礎等,非常現代化,民主理念等精神早就存在,所以和台灣美麗島事件帶給民眾的「啟蒙」意義不同,現在需要的是,反而是維持群眾互動,讓理念可以成為力量,他認為,透過選舉動員,仍是一個可行之道。

從台灣經驗,放眼香港眼前政局,吳乃德認為,透過選舉,運動參與者與支持者者可以有最直接的接觸與互動,原本只是一個抽象的人名,現在卻是一個真實的人站在你面前,可聽到他講話、跟他握手,進而產生認同與共鳴,這個認同的過程非常重要;就像看電影,實際進到戲院感受螢幕上人物與劇情所產生的感動,與只看電影簡介所產生的影響,是截然不同的。

面對香港修改選制,吳乃德說,當年台灣黨外民主運動也面臨同樣困境,明知道會選輸,也明知道選舉有很多不公平,也可能被作弊,但透過選舉,可讓群眾產生認同:「你是我們的領導者,我們大家一起來打拼。」透過選舉,可以很快地形成領導中心。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吳乃德認為「不管選舉再不公平,透過選舉,才能凝聚力量」。鄭智仁攝

吳乃德說,當年美麗島事件逮捕規模「很恐怖」,從北部基隆到南部屏東,幾乎整個台灣西部的黨外運動人士都被逮捕,若不是運動者,就是運動者的朋友被抓;但從大逮捕造成的恐懼心理,到大審判的憤怒、情感投射,一直到了選舉時,民眾壓抑的支持理念終於找到出口,所以,這也是當時為何選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選輸無所謂,但至少讓人民有機會可以表達。」

吳乃德說,選舉可讓人民產生Solidarity(團結),若沒有選舉,支持者只能在家中看看沒有被查禁的雜誌,也沒有機會和相同理念的同胞聚在一起,不分貧富、高知識分子或升斗小民,在一、兩個小時內,共同參與宣示理念的機會,「知道自己不孤單,整個社會有很多與你有相同理念的人,大家都一同站出來」,對於鞏固自我認同與信念,有最關鍵的意義。

如同民進黨前主席許信良在1977年脫離國民黨參選桃園縣長時所抱持的信念,「即使不能當選,也要選到底」,因為有了這個策略,才能進一步發展組織;當時國民黨長期透過作弊操縱選舉結果,許信良便組成監票部隊,果然抓到投票站主任刻意將投給許信良的選票抹污造成廢票,大批群眾聞風趕至警察局前,燒毀警車、搗毀警局辦公室、宿舍,這也是自1947年的228事件以來,首次有群眾敢公然挑戰公權力,也成為觸發美麗島事件燎原之勢的星火。

吳乃德說,歷史上有很多偶然事件,誰也不知道在哪一個時刻,會因這個偶然事件點火,在其他事件(易燃品)催化下,出現歷史變局,其他國家民主運動也如此,他舉例,例如捷克,源頭竟是一場統治者外圍組織發起追悼反納粹遭處死大學生的紀念會,沒想到參加群眾人數超乎預期,並轉而要求自由民主,卻反遭鎮暴警察粗暴對待,進一步引爆50萬人的大規模抗議行動,最終導致統治的共產黨政權崩潰。

在「國家人權博物館白色恐怖景美紀念園區」陳設的這張歷史照片,是由中央社記者劉偉勳拍攝,照片中可看到法庭內擠滿憲警、記者等。鄭智仁攝

美麗島事件審判的另一層意義,就是讓辯護律師、受難者家屬成為民主運動發展中心,時勢使然,在群眾情感已被催動之下,他們站在歷史的浪頭上,也願意挺身而出,肩負使命感投入選舉,才有後續的民主開花結果。

美麗島事件發生後,包括當時國策顧問陶百川寫信給總統蔣經國,當時人在美國的作家陳若曦特地返台面見蔣經國,並帶著許倬雲、余英時、李歐梵、白先勇、張系國、楊牧、鄭愁予、聶華苓及於梨華等數十名學者和作家的連署信表達關切,顯見該事件引發不同政治光譜人士的普遍同情。

回應香港現今局勢,吳乃德說,不同行業、不同角色,各有不同涉入運動的程度,不應期待每個人都站在最前線,畢竟政治運動有許多陣線可共同努力,所以除了政治領導人物外,其他各行各業也都有發揮自己力量的機會。從運動的基本邏輯來看,這些參與運動的領導人,必須讓民眾知道﹔我們是一體的,只是在不同領域、不同戰場作戰,監獄只是其中一個戰場,重點是大家一起為理想奮鬥。

此外,組織也很重要,不然支持力量就會零散化,吳乃德認為,組織不見得是剛性政黨,美麗島當時也不算有正式的組織,但大家都知道﹔「我們是有共同理念的一群人」吳乃德書中曾提到,當時周清玉在選舉活動的第一場演講,就是透過「朗讀姚嘉文獄中家書」作為開始。

吳乃德說,不僅美麗島事件,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因爭取反種族隔離運動被關在獄中時,其組織就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辦「朗讀曼德拉家書」活動,吸引數十萬人參加,透過獄中家書朗讀訴求的是感情,以及受難者和家屬分享這份同情心與同理心。

吳乃德說,曼德拉被關二十幾年,南非報紙不准有他的報導或照片,但他的同志在監獄外不斷以他為象徵,提醒世人「不要遺忘曼德拉」,讓全世界都還記住他,像黃之鋒、周庭這些被關的運動領導者,支持者應該要充分利用科技、發達網路,讓大家記住他們並不難,做這些事除了讓被關的人知道外面仍有支持力量外,也是鞏固運動的重要基礎。

周婉窈也說,面對香港變局,許多人陷入離開或留下的痛苦抉擇;選擇留下來的人,非常值得尊敬,因為將來一定會愈來愈艱困,有更多危險與不確定性,就算不是領導者,也可能因受牽連而被抓;但選擇流亡,不管是被迫或自願,若沒有忘記初衷,在海外繼續為香港發聲,也是很重要的,是香港奮鬥自救不可或缺的一環。

她說,離鄉背井、有家歸不得,真的很痛苦,以前台灣黑名單時期,即使父母去世,也無法返鄉奔喪,這在漢人社會習俗中是莫大的悲痛。台灣的民主運動,海外人士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周婉窈說,台灣過去也是靠海外人士串聯支持,他們「整天關心台灣」,令人佩服與感動。 

周婉窈舉例,1970年代,為了快速傳遞台灣黨外運動的消息,台灣海外留學生想出一個辦法,用電話答錄機的功能,建立「台灣之音」廣播網,方便大家掌握訊息。在當年,沒有手機、網路,大家利用電話答錄機,錄製要傳達的理念與消息,全美國甚至歐洲的支持者,都可以打電話進來聽。「美麗島事件」發生時,透過「台灣之音」以近乎「直播」的方式,將消息傳到海外,激起各地海外人士的支持與聲援。

「最重要的意義是,它形成一個消息傳播的網路,而且突破封鎖,透過語音是最快速的方式,而且每天都可以更新」,她認為,當年科技如此不發達,留學生都可以想到這個方法,香港人那麼聰明,應該可以想到突破封鎖的更好方法。

另外,周婉窈也提醒「語言」的重要性,香港最普遍用的就是廣東話,以前台灣戰後,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早期,甚至到六〇年代,民間都還是講台語,但現在能講台語的人愈來愈少,所以,香港一定要保住廣東話,不要像台灣一樣,最後講台語講最好的,反而是流亡海外的人士。

周婉窈說,有次她看一位參與「反送中運動」人士臉書,提到他弟弟開始在家堅持要說普通話,認為普通話比較高級,這和台灣當年的情況很類似,影視節目也都呈現「講台語的人就是比較低俗的人,罵人也都是用台語」,在學校講台語還要被罰錢。現在北京和港府開始透過教育體系強推普通話,未來廣東話可能與台語一樣被打壓,愈來愈少人講。先了解,才知道預防,如何抵擋。

周婉窈是台灣極為少數以全台語上課的大學教授,她認為,基督教長老教會都可以用台語討論神學問題,還有什麼題材不能用台語表達?但她也說,用台語備課要花較久的心力,但明明台語是我們的母語,照理說,用台語上課應該要更輕鬆才對,這都是過去統治者強勢打壓台語的結果。她建議,香港民眾要看看過去台語流失的情況,了解廣東話未來可能的處境,藉此想出因應之道。

她認為,語言有感情因素,有自己的文化與族群認同,而且講得不好,更要多講。很多台灣留學生一開始也不會講台語,後來反而講得更好。周婉窈說,「語言」可作為抵抗的工具與象徵,拒絕接受普通話背後的政治力量和文化霸權;語言原本是溝通工具,多學一種語言並無妨,但當統治者以政治力量強推普通話,而且其目標是要讓廣東話消失,就應起來抵抗,並以台灣為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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