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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下堅守記者原則——從筆者的採訪路談起


自去年 7月,香港籠罩着一股陰霾——香港正式實施《港區國安法》,翻起陣陣餘波。由「12 港人」涉偷渡台灣開始,直至近日出現的 47名民主派人士被起訴。無論本地還是外國傳媒都高度關注。部份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意欲離開香港,不少在香港生活的市民惶恐不得終日。無論是市民或記者,他們都懼怕有朝一日會成為國安法的籠中鳥。我作為獨立記者,也感受到「國安法」帶來的恐懼。

「國安法」壓境對記者的挑戰

面對疫情以及「國安法」壓境,傳統媒體像有線新聞以及一些新興的網絡媒體如《香港01》等,他們的經營狀況也出現困難,很多新聞機構開始扣減人工或裁員。一些國際媒體在香港設立的分部甚至乎已經撤離到台灣或是東南亞,「國安法」下的記者很易誤中地雷。

一雞死一雞鳴,這場運動衍生出很多的創新媒體,例如一些大學的校園電台、由中學生組成的媒體,還有一些沒有經過記者訓練的人成立「俱樂部」,在「國安法」下打着擦邊球的網媒比比皆是。作為一名獨立記者,面對着「國安法」的威脅以及新型肺炎下經濟蕭條影響,我亦開始問自己應否繼續逗留在這個行業,仍然為初衷堅持?面對目前困局,也想回顧近年筆者的採訪路,反省當記者的本心。

記者與斜桿族

10年前中六畢業,作為第一屆中學文憑試(DSE)實驗品,自小學業成績強差人意的我,文憑試成績只有12分,只好由副學士先修班開始,逐步讀起,後升至副學士。在副學士的第二年,在云云選修主題中,獨對新聞國際媒體鍾情,從此便不知不覺走進了記者的世界。後來我加入了一間本地傳統報社的港聞版工作,可是,當時薪金只有不足一萬港元。扣除強積金供款、交通費、平日早午餐費用,以及學債後,所餘無幾,更遑論要交家用還有其他雜費。 這種「非人生活」維持了兩個月,便覺得要走出這個困局,向公司辭職, 加入「斜桿族」大軍,靠接稿件賺取稿費 ,加上其他兼職收入幫補。幸運地 ,能養活自己之餘、亦可以給予少許家用,最重要的是可以安排自由時間,分配給家庭、進修、義工與愛情等,成功在工作與生活中找到了一個平衡,卻感到自己離新聞工作走遠了。

自「反修例」重回記者路

2019年,香港局勢開始動盪。反修例運動令我的斜桿族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機緣巧合,我加入了一間網絡媒體作義務記者。由7.21元朗襲擊開始,我穿梭於香港不同地方擔任直播員,重返記者的角色,以報道事實為大前提直播,希望觀眾能於我的直播片段上觀看到真實一面,從而自行判斷,就這樣我漸漸拾回當初做記者的一團火,從前老師的教誨逐一重現腦海,要保持冷靜的心態與謙卑的角度分析事件,以中立態度應對。

記者背負的責任絕不簡單,是甚麼驅使我們繼續?圖片來源:小七@香城公民媒體

社會事件中的記者角色

然而諷刺的是,在反修例事件中,很多記者,由一位在旁邊觀察、記錄事實的角色,搖身一變成為主角。在這場運動裏,不同國家的新聞機構派遣了為數不少的記者到香港採訪。同時香港衍生出一些學生媒體、網絡媒體,以至獨立記者等,林林總總不同身份的記者出現,在示威場面中,不乏上百名身穿黃背心的記者。其中有些可能沒接受過記者訓練,面對着警方的無理暴力之下,雙方的情緒變得暴躁、無法冷靜,加上示威現場情況混亂,當中警方的胡椒噴霧、催淚彈、布袋彈甚至實彈橫飛,經常有誤中副車的情況發生。由報道者變成被報道的記者,在事件中受傷、甚乎需要入院治療。很多行家也在這次運動中第一次上報。筆者就曾在九龍被警方的胡椒噴霧射中,
期間失明三小時。

部份警務人員在執行職務時情緒也出現問題。 在屯門直播時,一名警務人員向示威者叫道:「你哋個手足周梓樂死咗啦,我哋今晚開香檳慶祝!」在元朗直播時,警察主動走過來向記者「挑機 」,揚言「記者搞差人?你哋係咪傻撚咗?如果你唔係開緊機打咗你。」警察失控的情況,可以由很多直播事實證明,筆者也曾就此投訴,惟最後沒有回音。

記者到底是旁觀者、造王者、還是當事人?圖片來源:Leung Yik Ho

中大及理大事件就更是衝突畫面中的表表者,子彈橫飛情況就在身邊發生。回想起當天,我在中大直播,體驗可說畢生難忘。警方的警棍敲打着他們的長盾不在話下,漫天槍聲更令人震懾。單是一個晚上警方已經發射了過千彈藥,身上記者配備的防毒面罩根本抵擋不住密集式的催淚煙,只好在直播中不斷用紙巾抹乾眼淚,及強忍着淚水。這是一個畢生難忘的時刻,也是作為一個記者,可以說是有幸見證歷史的時刻。但同時那近乎死亡的感覺畢生難忘,也令我在死亡邊緣中,喚起自己的初心,問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選擇記者這個行業作為職業。除了警察,有些示威者或市民都經常指罵記者。他們認為記者所拍下的影片或相片,被警方採納為證據作控告之用,指責我們 「篤灰」等,夾雜很多令人難受的話語。其實記者應該以中立的角色,在任何情況都不應偏幫警察或示威者。在中大這一役,我拍攝的直播片段清楚顯示一名被捕者遭警方無理對待,後來亦被法庭採納為呈堂證供。記者記錄事實,法庭分析判斷,各司其職。我們仍然相信香港僅餘的司法制度能夠為雙方討回一個公道。

是客觀全面的角度?還是不願面對的現實?

在元朗工作時,我被防暴警員無故以強光照射阻擋拍攝,雙眼往後經常出現重影幻覺。如是者,經歷了煙火漫天的記者生涯。

困局下堅持記者原則

記者不但人工低,福利也差,常聽到坊間的一句傳聞:「譚仔姐姐都高人工過你哋。」其實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現在這個社會的氛圍下想做一個好記者,不偏不倚報道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傳統媒體記者的起薪點可能僅挨近五位數,在香港這個吃人的社會,柴米油鹽醬醋茶、所有生活必需品都是錢。我身邊很多懷着理想的同學或行家,在任職數年記者後,毅然轉換其他行業,別說向上流動機會低,這份工作連成家立室也不易。但為何還有一小撮人在傳媒界堅持?感激大家看到這裏,筆者希望把握是次機會,勉勵現今仍在為新聞自由努力着的行家、前輩們,香港新聞自由指數是史無前例地低,但這個大是大非的時代,我更覺得必須堅持自己當初選讀新聞的原因、無愧初心。中學生記者、校園記者、有心想成為記者的未來行家,請切記在工作時盡量保持中立的角度去分析事件,我明白這是異常困難的事,但這是一件作為記者的基本專業。請堅守着記者的天職。「國安法」壓境、記者角色越來越多限制,當稱職記者殊不容易,藉回顧筆者一點經歷,談一點筆者相信的原則。

祝各位在亂流下平安,願某天能在某地方的底下相見,也願港人能無忘初衷,謹守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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