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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裁夥同犯罪適用示威 不在場或網上亦可入罪 表明予控方工具控同謀


上訴庭周四裁定律政司就「赴湯杜火」案法律觀點爭議勝訴,指普通法中夥同犯罪原則(joint enterprise)亦可適用在《公安條例》下的非法集結或暴動罪,被告不一定在案發現場。撰寫判詞的上訴庭長潘兆初基本上對律政司陳詞照單全收,表明《公安條例》的立法原意,不應排拒夥同犯罪原則,示威現場動態多變,無理由不給控方「有用且實際的工具」檢控同謀。

根據上訴庭判詞,倘若示威現場變成非法集結或暴動,和平示威者或旁觀者應盡早離開現場,否則超越法律界線需要承擔罪責。判詞同時反駁辯方說法憂慮網上留言、傳播訊息或讚好都會入罪,強調「以言論自由之名」鼓勵或宣傳非法集結或暴動並不免責,有證據的話都會成為共犯。

倘若律政司根據裁決檢控,雖然控方逐個案情提出證據,按上訴庭的理解,控方只需要證明主要犯罪的確存在(例如有人集結)但不需要證明兩者關聯,罪責亦無分輕重。若無終審庭進一步釐清,恐怕令示威案件定罪比率大幅增加,尤其是網上或示威外圍人士如「哨兵」、「家長車」等有被控風險。

律政司向上訴庭尋求意見,並不會影響原有案件湯氏夫婦及17歲少女的無罪裁定。眾新聞資料圖片

區域法院法官郭啟安早前在「赴湯杜火」案判詞提到,無直接證據證明湯氏夫婦當日曾經身處德輔道西暴動現場,裁定他們和少女李宛叡的暴動罪及非法集結交替控罪不成立。郭官當時引述上訴庭梁天琦案,指「有共同目的干犯暴動罪」須證明被告的確身在現場。律政司其後尋求上訴庭釐清法律觀點,夥同犯罪原則可否適用在非法集結及暴動控罪,如是的話被告是否一定要在現場。

上訴庭法官潘兆初在判詞中推翻區域法院理解,但通篇側重解讀《公安條例》的政策原意,多於仔細解讀普通法中複雜、夥同犯罪中的犯罪元素,基本上直指根據刑事法律一貫原則,無需證明被告一定在場。判詞引用1970年代案例,指如果同謀協助或鼓勵集結或暴動的話,與主謀罪責相同。「(共謀)與主犯對公共秩序有同等傷害及破壞,所以必須同樣承擔責任。」

律政司一方說,當今示威流動性高,示威者有不同角色甚至慎密的分工。控方列舉六種不在場但參與非法集結或暴動情況,包括:

一、「主腦」在海外遙距控制及發施號令;
二、有人提供資金或物資;
三、有人在社交網站或打電話鼓勵或宣傳參與其中;
四、有人在現場附近提供支援,例如收集裝備、磚頭、汽油彈、其他武器等;
五、負責「睇水」及提醒警方推進或動員;
六、提供車輛接載參與者離開現場。

眾新聞製圖

潘官直指,不論上述人士角色為何,都與主謀同樣犯罪及應承擔同樣罪責。他反指,如果夥同犯罪原則不適用在《公安條例》下非法集結或暴動控罪,「他們(不在場人士)不會承擔責任,導致非法集結或暴動法律有嚴重真空」(第57段)。即使控方另以串謀集結或暴動提控,但上訴庭說,《公安條例》的立法原意不等於可排拒夥同犯罪原則,認為立法機關無理由不給控方一個「有用及實際工具」來處理各種共謀,尤其當示威現場情況多變。(58段)

辯方說非法集結或暴動罪本身就有集體性質,包括共同目的及的確在場兩個元素,並引用上訴庭在梁天琦案說暴動控罪不適用於不在現場的被告。但上訴庭認為,梁天琦案只是針對主謀,所以要繼續根據公安條例理解控罪;但這並不排拒以夥同犯罪處理案中同謀,即使同謀並不在現場。(66段)

至於濫捕的問題,上訴庭在判詞中引述終院早前在蒙面法判詞說,和平示威者或旁觀者如果不涉及暴力的話,則不會被視為有罪;當和平示威演變成非法集結或暴動,上訴庭說和平示威者或路人應盡早離開現場,如果有合理理由或現場環境不容許離開,潘官說純粹在場不夠構成入罪。

但他指,如果在場人士參與暴力行為或威脅使用暴力,就會超越法律保障合法示威的界線,「他就不再是和平示威者、路過或旁觀者,而需要為罪責承擔責任。」(80段)

辯方提出,現今社交軟件廣泛使用,在任何平台上留言、傳訊息或讚好,都恐怕有可能視為協助及鼓勵犯罪,憂慮對條文理解,影響言論自由。

上訴庭同樣駁回陳詞,指原則上言論自由並非絕對,在刑事法律角度而言,「以言論自由之名」鼓勵或宣傳非法集結或暴動並不免責;如果有充足證據的話,提出言論者就不是無辜,而是超越法律底線,成為共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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