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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六之四:爭取兼顧表達自由,三十多年來的進程


前言:

中國《民法典》已於今年一月一日實施。《民法典》雖屬民事法律範圍,亦觸及憲政和人權等敏感議題。制定《民法典》是內地近年的重大法治建設工程,過程卻屢屢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擾。這部重要法律涉及的議題繁多,本系列主要論述人格權及表達自由的條文,一共六篇:之一檢視編纂《民法典》始末;之二談及人格權與保護公民權利的關係;之三探究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新增保護條文;之四回顧三十多年來內地各方企圖透過民事法律改革爭取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進程;之五論述〈人格權篇〉兼顧表達自由的條文,以及之六關於極具爭議的「英烈條款」及引致的噤聲效應。

《民法典》六之一:多番折騰終圓夢
《民法典》六之二:〈人格權篇〉備受爭議
《民法典》六之三:加強保障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

在內地,新聞界、法律界以至不少民眾對人格權官司並不陌生,並認識到行使表達自由時,尤其容易被指侵害別人的名譽權。自《民法通則》於1987年生效以來,一些業界和學者都關注,如何能減低名譽權官司引致的寒蟬效應,使到新聞工作不受窒礙,以及踏入二十一世紀後,讓普通網民們也能安心發帖。因此,在起草《民法典》期間,一方面倡議加強保護人格權,亦同時爭取採納一些條文,使新聞工作和輿論監督不受到擠壓。

名譽權官司與告記者熱

中共掌權頭三十多年,報刊和電視基本上只當黨的喉舌。直到1987年,中共才第一次表明,新聞媒體也肩負輿論監督的功能,以反對官僚制度和不正之風。然而,《民法通則》生效後,大量名譽權官司隨之而來,新聞媒體要扛起輿論監督的職責談何容易。

單是1988年上半年,各地法院受理的名譽權案件共計近一千宗,約兩成涉及新聞報道引起的糾紛。全國很快掀起一股「告記者熱」,一些新聞機構和記者因報道被指誹謗,變成被告。據不完全的統計,全國法院每年受理的名譽權官司,於1993年有三千多宗,到1996年上升至四千多宗,2001年更高達七千多宗。涉及新聞界的,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好些被稱為「新聞侵權」官司都相當哄動。

政府機關和官員也告媒體誹謗

據內地記者徐迅的論述,涉及名譽權的「新聞侵權」官司可細分成四個浪潮。先是1988年出現的第一波,主要是小人物告大報誹謗,包括指控《人民日報》抹黑,要打名譽權官司討回公道。第二波於1990年至1992年發生,特色是名人告小報,官司集中在北京提訴。第三波於1993年開始, 有不少工商法人控告媒體,說報道影響企業商譽,索償金額亦頗大。第四波也差不多於同一時候出現, 特色是不少地方官員甚至政府機關指控媒體誹謗。最典型的,要數深圳褔田法院控告 《民主與法制》雜誌社侵害名譽權,案件一審和上訴都在深圳的法院進行,雜誌社敗訴。

另一宗觸目的「新聞侵權」官司發生在陝西省,一個村民委員會連同村幹部控告《中國青年報》侵害名譽權。官司歷時五年多,《中國青年報》於2001年終審敗訴但不服,將判決與反駁一併發表。這宗案件揭示,地方勢力雖不能指揮中央級媒體,但可依仗名譽權官司,阻撓輿論監督並加以報復。

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種「官訴媒」的現象變得很普遍,全國各地都發生。多份在海外發表的研究都指出,這種情況在內地相當普遍,並存在一段頗長時間。

司法解釋的正面效用不明顯

最高人民法院曾於1988年就《民法通則》的實施以及於1993年和1998年專門就名譽權案件審理,一共下達了三份司法解釋,指引各級法院如何應對審理名譽權官司時遇到的各種法律疑難。這三份司法解釋兼顧了名譽權和輿論監督,意圖令新聞工作享有相當空間,不會被名譽權官司拖垮,包括以下的一些規定。其一,不是所有誹謗言論都需負上民事法律責任,只有對公民造成一定影響或對法人造成傷害的,法院才會認定是侵害名譽權;其二,新聞報道需嚴重失實,並引致他人名譽受損,才構成侵害名譽權。其三,新聞機構如根據政府的公開文書或公務作報道,內容又客觀準確,不會被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但如果報道失實,又或有關文書等已被公開糾正、但新聞機構拒絕作更正報道,而引致他人名譽受損的,則會被認定侵害他人名譽權。

然而,這些司法解釋條文相當籠統,所發揮的實際效用更難說清,尤其是遇上地方官員或政府機關提起訴訟。多年來,法官受制於很多因素,沒法只根據法律和案情審判案件,而法院的財政又受同級政府操控。直到近年實行較大幅度的改革,這些內地司法界老舊問題才略見改善。

尋找新途徑,保障新聞工作及輿論監督

另方面,早於八十年代初,已有建議制定《新聞法》,以維護新聞工作的合法權益,並且理順媒體規管與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1984年,《新聞法》更一度被納入全國人大的立法規劃,設立起草小組訂定初稿。1998年底,人大委員長李鵬接受德國記者專訪時,也提到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國國情的《新聞法》,但事情後來不了了之。事實上,應否制定《新聞法》一直存在不同意見,有些人擔心在中共治下推出這樣一部法律,只會對新聞工作起著更大的箝制作用。

1987年初《民法通則》實施時,正值改革開放初期,報刊數目甚至出版的頁數都大幅增加,新聞工作的空間亦較以前大,但名譽權官司卻成為新的緊箍咒,令到新聞機構和記者們相當困擾。業界和學者都強調,《憲法》不只保障人格權,第33條也明文保障公民享有言論和出版等自由,而第41條第一款亦規定公民對國家機關和工作人員有提出批評和建議的權利。

因此,有建議改為集中精力,爭取在民事法律中加入條文,加強對輿論監督的保障,並釐清名譽權案件的一些難題,包括政府機關可否提訴,而公務人員以至公眾人物應否受到更大的約束,不讓他們輕易打官司。

內地新聞業界和學者尤其推崇美國在七十年代的「沙利文訴紐約時報案」判決。在傳統上,英、美誹謗法偏重對名譽的保護,美國最高法院藉著該判決改革誹謗法,加強保障新聞自由。新規則是:政府官員如以誹謗為由追究媒體的侵權責任,不能單單指控內容失實,而是必須證明被告有「實際惡意」,即刊登內容時,明知或罔顧內容是虛假的。這個新規則後來擴展至適用於公眾人物控告媒體誹謗。內地有不少建議把「實際惡意」這個美國誹謗法規則移植到中國,用於名譽權官司,以提高民事控告媒體侵權的門檻。

記者徐迅唸法律出身,她於2005年受全國記協委托,擬定一份新司法解釋的建議稿, 為新聞工作侵害名譽權和隱私權作出新規定。小組成員還包括浦志強等幾名處理「新聞侵權」官司富經驗的律師。建議稿於翌年完成,一共有十多條規定,包括國家機關起訴新聞媒體和從業員侵害名譽權,法院不予受理;如原告是公眾人物,而報道內容涉及「公共利益」,被告又沒有「主觀惡意」,法院亦不予受理。

該份建議稿並列明「主觀惡意」的定義、核實報道內容的責任、甚麼報道內容可享有特權豁免侵權責任等。可以看出,建議稿參考了英、美等國誹謗法的一貫規則和近年的改革。然而,建議稿未被採納,最高人民法院至今未就新聞內容侵害名譽權和隱私權頒下任何新的司法解釋。

民法學者多年來的努力

好些民法學者亦很關注上述議題,但認為「媒體侵權」這個名詞比「新聞侵權」更合適。王利明教授於2001年受人大法工委的委托,主持起草《民法典》的〈侵權責任篇〉。翌年,他提交〈人格權篇〉和〈侵權責任篇〉篇草案建議稿,加入「媒體侵權」條文,其後更擴充至一個章節。

在起草《侵權責任法》期間,全國記協舉辦大型研討會,並建議人大常委會在這部法律就「新聞侵權」作出規定。《侵權責任法》於2009年底通過,但只有第36條就「網絡侵權」的法律責任作出規定,以應付新媒體時代出現的許多名譽權、隱私權、著作權官司。

在《侵權責任法》加入「媒體侵權」的詳細規定落空,但民法學者有了更多共識,包括如何平衡名譽和表達自由這兩項重要權利,以及解決兩者之間的衝突。他們認為,過份強調名譽權等私權,會引至權利泛化和濫用,因而擠壓媒體自由的喘息空間,致使媒體没法履行新聞報道、輿論監督的正當職責,有損「公共利益」,而最終受害的是社會全體民眾。因此,要爭取在法律中加入條文,明確保障輿論監督的權利、媒體正當行使職責可免除侵權責任、媒體遇上侵權官司時能使用的抗辯等。民法學者如王利明和楊立新,均寄望《民法典》將設有獨立的〈人格權篇〉,並包含保障媒體的條文。

楊立新教授近年一項研究成果更包括一份指引,羅列審理「媒體侵權」案件的適用原則,供法官培訓和參考用。這份指引長達一百多條,涵蓋名譽權、隱私權、肖像權及著作權等不同類型的「媒體侵權」官司,內容包括如何處理由公眾人物或公權力機關提訴的人格權官司、被告以「公共利益」和滿足公眾知情權作抗辯、何謂媒體已盡合理核查報道內容的義務等。

一些法院作出的嘗試和判決

踏入二十一世紀,大城市一些法院在審理「媒體侵權」官司時,開始自行制定新規則,因為這類官司為數不少,但之前提及的三份司法解釋太籠統,又缺乏相關的新法規。

2002年,著名足球員范志毅訴《體壇周報》侵害名譽權,不滿該報引述傳聞指他身為國腳卻涉嫌賭球。上海靜安區法院一審宣判時,首先肯定媒體有行使新聞報道自由的輿論監督權,並就幾個重要議題作出闡述。其一,被告的文章旨在調查賭球傳聞的真確性,主觀上不存在過錯。由於新聞報道有時效性,不能要求內容完全反映事實。其二,這是為求證而作出的一連串報道,法院不會割裂該組報道來審讀。

其三,即使原告認為被指涉嫌賭球有損他的名譽,但作為公眾人物,對媒體的正當輿論監督,可能造成的輕微損害,應當予以容忍和理解。范志毅被判敗訴。這個判決為審理名譽權官司提供新法則:公眾人物要容忍輿論監督。這個新法則普遍為各地法院跟循,但只適用於體育及娛樂界名人,未曾用於公職人員。

另一個例子涉及《中國改革》雜誌。2003年中,該雜誌刊登了一組調查報道和評論,探討國企改革,並根據舉報,指廣州華僑房屋開發有限公司出現國有資產流失等多個問題。僑房指責報道內容多處失實,損害公司名譽,要求賠償金額高達五百九十萬元人民幣。《中國改革》為保護舉報人,沒要求他向法院作供,但這種做法對雜誌社很不利,難以證明報道屬實。然而,判決出乎意料,廣州天河區法院判僑房敗訴。

判決的兩大重點是現有司法解釋未觸及的。首先,界定報道內容是否嚴重失實,應以是否有合理可信的消息來源為依據。記者在採訪時,如以一般人的認識能力作判斷,認為這是可合理相信為事實的消息來源,並可支撐報道內容,而非記者道聽塗說或捏造的,新聞機構便可免責,即使內容與客觀事實不完全脗合,也不算嚴重失實。

再者,衡量新聞評論是否公正,應從幾方面考量,包括被評論的對象是否與「社會公共利益」有關,評論依據的事實是否真實存在,評論是否出於誠意。天河區法院認為,《中國改革》在主觀上不存在惡意或過失,雖用詞略顯尖銳和激烈,導致僑房的形象和其職工的感情受到一定影響,但仍屬法律所允許的正常和善意批評,而法律只禁止誹謗、侮辱言論。

法院如何對待網絡侵害名譽權

最近十多年,內地再沒公布全國法院每年受理名譽權官司的總數。據楊立新等學者的研究指出,名譽權官司依然很多,並以「網絡侵權」為主,算是名譽權官司浪潮的第五波。北京海淀法院曾於2018年8月發表一份名為《涉網絡名譽權案件審判白皮書》的報告,講述轄下中關村法庭的經驗。該法庭於2013年初成立,專門審理涉及網絡人格權和知識產權案件。

該報告透露,海淀法院五年來受理的網絡名譽權案件數目,平均以每年兩倍的速度增長。審理這些案件遇到嚴峻的困難和挑戰,因為新問題多,亦較複雜。報告又指出,中關村法庭的司法理念是維護名譽權的同時,亦要保障網絡言論自由和網絡媒體產業發展,以平衡的手法協調權利的救濟和自由的保障。法庭著重審判規則的規範和完善,除供內部參考,亦呈報上級部門。

換言之,在缺乏新司法解釋和法規指引下,有些大城市法院自行摸索和訂定新審判規則。然而,內地並非實行普通法,不能依靠案例引入新的法則。因此,業界和學者們期望能將一些要素寫入法規,讓全國法院在審理涉及「媒體侵權」官司時能有所依循。

小結

三十多年來,最高人民法院、新聞業界、學者,以至審理官司的一些地方法院,都曾試圖減少名譽權官司給新聞工作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成效有限。因此,多方都期望,藉著起草《民法典》,加強保障人格權,並引入條文兼顧表達自由,至使新聞報道和輿論監督不被窒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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