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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六之三:加強保障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


前言:

中國《民法典》已於今年一月一日實施。《民法典》雖屬民事法律範圍,亦觸及憲政和人權等敏感議題。制定《民法典》是內地近年的重大法治建設工程,過程卻屢屢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擾。這部重要法律涉及的議題繁多,本系列主要論述人格權及表達自由的條文,一共六篇:之一檢視編纂《民法典》始末;之二談及人格權與保護公民權利的關係;之三探究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新增保護條文;之四回顧三十多年來內地各方企圖透過民事法律改革爭取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進程;之五論述〈人格權篇〉兼顧表達自由的條文,以及之六關於極具爭議的「英烈條款」及引致的噤聲效應。

《民法典》六之一:多番折騰終圓夢
《民法典》六之二:〈人格權篇〉備受爭議

本文論述《民法典》如何就名譽權和榮譽權、肖像權,以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增添新的條文,以加強保護這幾種人格權。然而,這些人格權的保障又往往與表達自由的行使,產生不少衝突。如何才能夠達致不同權利的適切平衡,需要多方面的考量,這些將在另外兩篇文章談及。

在《民法典》的〈總則篇〉,設有〈民事權利〉的一章,頭三項條文都旨在保護人格權。至於〈人格權篇〉,分為六章,共五十一項條文,引入了多項對人格權的新保障和規定。本文只論述與表達自由關係密切的其中三章:名譽權和榮譽權(第五章)、肖像權(第四章),以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第六章)。

加強對名譽權的保障

在第五章的開首,第1024條第一款重申民事主體享有名譽權,並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侮辱、誹謗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譽權。「任何組織」一詞是新增添,之前沒包括在《民法通則》,按字面理解,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

第五章加強對名譽權的保障。首先,「名譽」一詞首次被賦予法律定義,第1024條第二款:「名譽是對民事主體的品德、聲望、才能、信用等的社會評價。」這與《民法通則》相比,是明顯的改進,《民法通則》於1986年頒布,並於1987年實施。這部主要民事法律沿用多年,但只有聊聊幾項條文是關於人格權,包括簡單提及名譽權和肖像權,但並未提到何謂「名譽」和「肖像」。

然而,自八十年代末起,內地出現大量的名譽權官司,不同地方的法院在審判時,往往很粗疏,對何謂「名譽」沒有統一的理解,更多是不作任何定義。今次《民法典》為「名譽」一詞給出了法律定義,有助全國各地法院使用較一致的準則,判斷個別官司所涉及的糾紛是否關係到原告的名譽。至於「名譽」一詞,包含了「信用」,這是指民事主體經濟能力的社會評價。起草《民法典》期間,有意見要求引入「信用權」,但最終不被接納,而是折衷地將「信用」加入名譽的範疇。

第1029條和1030條亦相應加強一己對「信用」評價的掌控。前者規定:「民事主體可以依法查詢自己的信用評價;發現信用評價不當的,有權提出異議並請求採取更正、刪除等必要措施。信用評價人應當及時核查,經核查屬實的,應當及時採取必要措施。」至於後者指明,遇上信用信息處理的事宜,民事主體可依仗〈人格權篇〉關於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以及其他相關的法律法規。

擴闊肖像權的保護範圍

〈人格權篇〉第四章作出多項新規定,加強對肖像權的保護。此前,《民法通則》第100條只規定: 「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 」三十多年來,這項條文廣為人詬病,指未能有效保護肖像權。挪用別人肖像的侵權者,往往以「不屬營利的使用」為藉口,規避民事責任;而不同的法院亦就「營利為目的」有著不同的演繹。吸納各方意見後,肖像權的保護不再以「以營利為目的」設限。《民法典》第1018條第一款重申自然人享有肖像權,並「有權依法製作、使用、公開或者許可他人使用自己的肖像。」換言之,自然人對自己肖像的掌控比以前大得多。

同時,第1018條第二款亦給出「肖像」的法律定義。內地法院以往對肖像的理解僅限於自然人的外貌,但這項條文將肖像擴闊至「特定自然人可以被識別的外部形象」。第1023條亦明確規定,自然人的聲音,亦可一如肖像權,得到同等保護。此外,在訂定合同和許可別人使用肖像,也加入了有利肖像人的條文。

明確隱私的定義和範圍

第六章就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作出民事法律的規定,是中國內地迄今最詳盡。內地隱私權的發展較世界很多地方遲緩,《民法通則》並未提及隱私權。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民法通則》頒下的司法解釋,亦只將宣揚他人隱私,歸類為侵害名譽權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其後於2001年頒布另一份司法解釋,當中包括受害人如隱私被侵害,以侵權為由提出訴訟,要求精神賠償,法院應當受理。因此,在內地,以法律途徑追究侵犯隱私的,多年來都非常稀少,法院亦只當作名譽權官司審理。直到2009年制定《侵權責任法》,才明文將隱私權列作法律權益,而侵害隱私的行為須承擔法律責任,但並未就隱私給出法律定義,也未說明何謂侵犯隱私的行為。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個人通訊科技發達,以及社交平台廣為使用,將別人的隱私在網上公開,是容易不過的事情。內地一度流行的「人肉搜索」極富中國特色,眾多網民合力搜尋並公開特定人士的隱私,有些雖旨在揭露官員貪污行徑,但亦有不少屬橫跨虛擬和現實世界的欺凌行為,受害者只不過是普通民眾。個別網民更把分手伴侶的祼露照片在網上公開;狗仔隊追踨和偷拍娛樂圈人物的風氣亦頗盛行。因此,不論公眾人物還是一般市民都感到保護隱私的迫切性。為數不多的受害人曾以民事方式追究,但審理的法院對何謂隱私、什麼是侵犯隱私的行為,缺乏統一的法律指引。另一方面,一些法院近年亦自行探索,並通過官司的裁決,逐步把隱私和受保護的範圍,由八十年代末只限於禁止宣揚個人秘密,擴闊至不容打擾私人生活安寧。

〈人格權篇〉第六章有兩項隱私條文。第1032條第一款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剌探、侵擾、泄露、公開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第二款則給出隱私的法律定義:「隱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寧和不願為他人知曉的私密空間、私密活動、私密信息。」負責起草《民法典》的官員指出,這項條文的制定是在現行法律和司法解釋的基礎上,借鑒國外立法經驗,明確規定自然人享有隱私權。至於隱私應包含什麼內容,立法期間眾說紛紜,最後由起草者鎖定四大範疇:即私人生活安寧、私密空間、私密活動以及私密信息。總的來說,《民法典》在隱私的界定算是周全,也與世界接軌。

因應民意,將多種行為列為侵害隱私

第1033條則列出侵害隱私的多種行為: 「除法律另有規定或者權利人明確同意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實施下列行為:(一)以電話、短信、即時通訊工具、電子郵件、傳單等方式侵擾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寧;(二)進入、拍攝、窺視他人的住宅、賓館房間等私密空間;(三)拍攝、窺視、竊聽、公開他人的私密活動;(四)拍攝、窺視他人身體的私密部位;(五)處理他人的私密信息;(六)以其他方式侵害他人的隱私權。」可以看見,這幾類被禁止的行為,大致對應隱私的四大範疇。同時,除非有其他法律法規訂明,否則當事人給予「明確同意」,屬唯一例外情況,可作出上述行為。

值得注意的是,第1033條提及的多項禁止,回應了內地民眾近年的強烈不滿。舉例說,無日無之、無孔不入的促銷活動,令民眾感到很煩厭甚至不安,有必要遏止這些侵擾。至於私密空間,內地不時發生客人在入住賓館時被偷拍私密活動並放到網上,社會上有很多聲音要求明文禁止。因此,在〈人格權篇〉草案三審時,加入這項針對賓館房間的規定。另外,起草官員又指出,婚外情和婚外性行為雖屬不道德,且可能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但除法律規定或當事人同意外,也屬私密活動,不得向社會公布。然而,日後有貪污瀆職的中共官員東窗事發,通報內容會否揭露該名官員的私生活細節,而該名官員又會否訴諸法院,指控中共侵犯隱私,這些尚待觀察。

引入迄今最詳盡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

為打擊非法買賣個人信息,內地於2009年在《刑法》加入禁止條文,並於2015年擴大禁令的適用範圍。全國人大常委會亦於2012年通過決定,要求加強保護網上的個人信息。然而,跟世界很多地方、以至港澳台不一樣,中國內地遲遲未制定完備法規以保護個人信息,亦未設立專門機構規管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內地民眾遇到個人信息被濫用,除非涉及隱私被侵害,否則不能循民事途徑追究;也沒有專門的規管機構介入調查、指引、改正等。

《民法典》就個人信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護,亦為日後在這方面的詳盡立法作了鋪墊。〈總則篇〉第111條和〈人格權篇〉第1034條均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前者還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並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

至於〈人格權篇〉第六章設有多項條文,就「個人信息」及「個人信息的處理」給出法律定義、列出處理個人信息應遵守的規則、明確當事人的權利,以及信息處理者的責任等。第1034條第三款也明確區分不同類別個人信息的保護:「個人信息中的私密信息,適用有關隱私權的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有關個人信息保護的規定。」然而,這些條文仍與歐盟的新規定有一定差距,包括並未引入「被遺忘權」,讓當事人可以改變想法並撤回同意,不讓別人繼續使用和儲存他的個人信息,以及要求將已公開的信息刪除。

向法院申請,及時阻止侵害行為

長久以來,內地法律並未提供合適方法,類似香港的臨時禁制令,及時阻止一些侵害行為,2009年的《侵權責任法》也沒有相關條文。直至近年,情況才轉變,在知識產權和其他一些法律,引入這種安排。《民法典》第997條容許受害人向法院申請,責令停止侵害人格權的行為,但受害人須有證據指出,行為人正在或即將作出侵害的違法行為,而不及時制止,將令到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受到沒法彌補的損害。

就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的侵害,成功申請臨時禁制令,對一些受害人很有幫助,尤其是隱私一旦被公開,就算事後取得金錢賠償,也挽回不了隱私被公開造成的傷害。但另一方面,英、美、香港等地法院並不輕易就誹謗官司頒下臨時禁制令,因為有財力的一方可能以受侵害為名,向法庭申請臨時禁制令,迫使批評者撤下被指誹謗的內容,達致變相噤聲的效果,因而損害言論和新聞自由。

小結

《民法典》無疑強化了名譽權、肖像權,以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保護,但預計日後在審理官司時,仍有不少細節需由更多的新法規或司法解釋釐清相關內容。至於《民法典》能否令中共守法,不侵害民眾的人格權,又或會否有民眾甚至官員就中共侵害人格權提出民事訴訟,亦值得關注。

*上述一些內容的詳細論述,可見於作者曾發表的另外幾篇文章:

1) (2020) “The Chinese Defamation Law Four Decades On (1979-2019) – Legal Rules versus Political Uncertainties” in A Koltay and P Wragg (eds.) Comparative Privacy and Defamation.

2) (2016) “Internet Intermediary Liability in Online Defamation Lawsuits: The Case of Mainland China” 11:2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283-330.

3) (2015) “Protecting the Right to be Forgotten – Is Mainland China Ready?” 3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Law Review 190. 及

4)〈論述中國內地引入「被遺忘權」的可能性〉,香港《傳媒透視》,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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