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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烈文日記》:從士大夫到義和團


趙烈文(1832-1894)是曾國藩的幕僚,曾經為曾國藩參與機要。由於他有寫日記的習慣,為後人保留了許多歷史現場的見聞。趙烈文最有名的一件事,大概是在同治六年(1867)的時候,儘管太平天國已遭攻滅,大清看似中興可期,他卻對曾國藩提出大清將亡的分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仆,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頁1479)。後來,清朝果於四十五年後滅亡,如期應驗了趙烈文的預測。

除此之外,當時社會對於西方人的反應,也是《趙烈文日記》中值得留意的一點。比如說,有關同治元年(1862)發生的「第一次南昌教案」(江西南昌群眾搗毀教堂),趙烈文記載如下:

江省小試,童生畢集。值佛國人(法國人)在此講教,諸生聞傳教,事積不平,遂群往與之論難。夷人爭執不服,毆之。越日,傳揭(發傳單)毀教堂,夷師得信即遁。眾知其遁,乘夜往,已去矣,遂毀堂席,捲所有而散。夷人訴於夷務欽差薛煥,行文責償,且言其事係徐、夏二紳為主,二紳恐白當事,言毀堂時得人骨一包,以證其害命。而骨呈於行文之後,既不於當時即繳,承訊者皆不信之。(8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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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雖然發生在超過一百五十年前,但對我們當代人來說,上述情景也不算陌生。一群小粉紅齊聚出征,到處吵人、打人、栽贓、搶東西的景象,在此宛然可見。在這起事件中,已經可以看見後來義和團之亂的影子。尤其要注意的是:「齊聚出征」的群眾並不只是所謂的「無知拳民」,還包含了士大夫(諸生)。

在談到晚清的排外現象時,有時會給人一種錯覺,彷彿這只是「無知拳民」的事,跟高高在上的知識分子不沾邊。事實上,在這方面,士大夫與義和團往往只有一線之隔,只是士大夫比較會寫字而已。天朝上國的沙文主義,加上被西方壓制的委屈感,共同釀造出混合自卑與自大的扭曲心理,深植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士大夫也同受感染。真要說的話,   以上述南昌教案為例,假如趙烈文記載可信,那麼,發動文宣攻勢、乃至於設計栽贓的,其實就是士大夫跟仕紳。

有關士大夫,曾國藩曾經發過一番牢騷:「自南宋以來,天下為士夫劫持,凡一事興作,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趙烈文的回應則是:「今夷人事事務實,而中國事事尚虛,彼來諫者,心中未嘗不知是事之無足輕重,但亦為眾所劫持,不得不爾,上下但騖浮名,已成結習。」(頁1477-1478)。以上這段對話,點出了某些知識份子非常可怕的一種心理傾向,那就是虛榮心。為了吸引關注,這些知識份子「不論輕重,不揣本末,先起力爭」,不管什麼事都可以無限上綱,弄到局面傾覆在所不惜。相較之下,普通「拳民」反而還未必會像這樣虛榮作祟。

到了同治九年(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天津群眾指法國教士捕捉兒童挖眼剖心作藥材,以此為由搗毀教堂,殺死法國外交官,並將修女性侵、挖眼、割乳後處死)。對此,曾國藩力主道歉並懲罰肇事者,卻遭受「清流士大夫」氣勢洶洶的攻擊。為大清效力一生的中興元老,頓時謗議雲集,淪為了崇洋媚外的賣國賊。依據趙烈文的記載,曾國藩私下談到此事的反應是:
「到津後曾親訊鬧事之人,如有絲毫(法國殺人製藥的)憑據,許為奏辦,乃詞皆游移不近情理,窮其所往,則彼此推諉,故不能折外人之心,明知必犯清議,但不得不爾。」(頁1827)

曾國藩上面這番話,說得直白一點就是:「我也很想找到證據來證明西方人是錯的,可是你們講的故事版本荒謬到連我也說服不了,怎麼可能說服別人?」至於「明知必犯清議,但不得不爾」這句話,則將士大夫的墮落與脫離現實一語道盡。在國土上發生了這樣慘絕人寰的虐殺事件,懲辦犯人竟然要抱著「必犯清議」的覺悟,則「清議」之輩是怎麼回事,也就可想而知了。在這一點上,清流士大夫之異於庚子拳民者,幾希矣。

說起來,雖然有些自詡傳承中華文化的知識份子很喜歡拿「義和團」來罵人,但他們跟拳民的距離真的沒有那麼遙遠。這些人鄙視拳民,是因為他們一向瞧不起庶民形象,並不是因為真的有比較高明的認知。這些人一樣抱持著天朝中心式的世界觀,以及仇恨歐美日的國恥史觀。在這種認知架構下,他們會將各種不利因素歸咎於西方,甚至不惜相信或捏造一些捕風捉影的假消息,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畢竟這跟他們的認知架構高度契合。舉例而言,跟「法國人抓小孩剖心製藥」的謠言相比,「某國人會在肉裡面下毒」這種假消息其實相差無幾,只是身在其中者不自覺荒謬罷了。

趙烈文很幸運,沒有等到庚子年就先過世,無須親眼目睹義和團橫行。然而,他有生之年所發生的南昌教案,或者天津教案,其實都是幸未燎原的星星之火,已經預示後來庚子年的大禍。說起來,這些火警之所以能夠及時控制,那是因為曾國藩、李鴻章這些實務官僚還能壓得住場面。不是說這些人一定比較「善良」,而是他們相對較有現實感,比較知道周旋進退的分寸。

等到庚子年,曾國藩已死,李鴻章也因甲午戰敗而失勢,大清就有機會體驗「扶清滅洋」的美妙了。當然,滅洋無望,亡清有分。等到事情鬧到無法收拾,還是得把風燭殘年的李鴻章拖出來善後。平心而論,惹出這樣一場大災難,竟然能夠達成《辛丑條約》的和解條件,其實已經堪稱巨大的外交成就(順便意外催生清華大學),也真虧得垂死邊緣的李中堂竟然還有如此手段。儘管立場不同,仍然值得讚嘆。

不過,清流士大夫們還是會痛罵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李鴻章。

(筆者註:以上頁碼,均指《趙烈文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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