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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六之二:〈人格權篇〉備受爭議


前言:

中國《民法典》已於今年一月一日實施。《民法典》雖屬民事法律範圍,亦觸及憲政和人權等敏感議題。制定《民法典》是內地近年的重大法治建設工程,過程卻屢屢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擾。這部重要法律涉及的議題繁多,本系列主要論述人格權及表達自由的條文,一共六篇:之一檢視編纂《民法典》始末;之二談及人格權與保護公民權利的關係;之三探究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新增保護條文;之四回顧三十多年來內地各方企圖透過民事法律改革爭取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進程;之五論述〈人格權篇〉兼顧表達自由的條文,以及之六關於極具爭議的「英烈條款」及引致的噤聲效應。

《民法典》六之一:多番折騰終圓夢

《民法典》加入了獨立的 〈人格權篇〉,有些內地學者認為這是最具中國特色,屬世界民法典立法史上的創舉。不過,在編纂《民法典》過程中,正是〈人格權篇〉最惹爭議。

《民法典》由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侵權責任一共七篇組成,有一千二百多項條文。雖說今次成功編纂《民法典》,但其實只是整合現有民商法律,刪除過時條文,新元素不算多 ,旨在配合科技和社會發展,以及融入法院三十多年審理民事案件的經驗。

倡議人權太敏感,只能多倚重人格權?

大陸法系源自歐洲,十九世紀傳到日本,之後也為中國採用。中共取得政權後,雖廢止國民黨法規,但仍參照前朝,實行大陸法。然而,環顧大陸法系的國家和地區,民法典並不設人格權篇。

在大陸法體系下,基本的民事權利可分成兩大類:財產權和非財產權。後者又稱為人身權,並再細分為人格權和身份權。在內地,《民法通則》《侵權責任法》都包含保障少量的人格權條文,但並未專門提及「人格權」一詞及給出確切的法律定義。

《民法總則》於2017年通過,第109條言明: 「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將這項條文歸類為「一般人格權」。第110條提到:「自然人享有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婚姻自主權等權利。法人、非法人組織享有名稱權、名譽權和榮譽權。」這條提及的,是各種各樣的具體人格權。

至於《民法典》其它部份則於2020年通過,〈人格權篇〉第990條規定:

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除前款規定的人格權外,自然人享有基於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產生的其他人格權益。

明顯見到,這三項條文的內容重疊,這是《民法典》分兩階段制定所出現的弊端。至於第990條雖提及「人格權」一詞,但未給出定義,只羅列現有的人格權,並用「等」字兜底,以方便吸納日後出現的新人格權。不過,從第109條及第990條第二款可看見,自然人的人格權是源於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

由此可見,人格權的根本功用在於維護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而實質上也是公民應享有基本人權。然而,人格權與人權雖重叠,但它們不盡相同。相比之下,人權的種類較多,包括言論自由、通訊自由、選舉權、投票權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以及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權利,例如接受教育的權利。人格權和人權同是舶來品,都源自歐洲,且於二戰後在世界各地受到重視,內地亦於2004年把「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第33條,但隨著近年的政治環境不斷收緊,「人權」又再變成敏感詞。

很多學者和專家都明瞭,《民法典》如增添新的人格權條文,民眾的人權保障亦可能隨之而增大。舉例說,過去二、三十年,西歐以至全球多國都加強保障個人信息(香港稱為「個人資料」)。歐盟於2000年通過《基本權利憲章》,當中第8條更明文規定,每個人都享有保護個人信息的權利。港澳台三地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亦相繼立法詳盡規管個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等,唯獨內地在這方面的立法嚴重滯後。

藉著今次編纂《民法典》,內地當局加強了個人信息的保護,第111條規定: 「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當依法取得並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同時,〈人格權篇〉第六章亦專門就隱私(香港稱「私隱」)和個人信息保護作出多項規定。

這些條文是內地至今就個人信息保護最詳盡的立法。王晨向全國人大說明《民法典》草案時指出,第六章的條文為下一步制定《個人信息保護法》留下空間。從字面看,《民法典》這些條文亦適用於規管中共的行為。作為一個組織,中共如違反規定收集和使用民眾的個人信息,受害人應該可以循民事法律途徑追究。

〈人格權篇〉最具中國特色,所以政治過關?

然而,倡議加強保護人格權,並在《民法典》設置獨立的〈人格權篇〉,多年來遇到不少反對聲音,且要頂著很大的壓力,而民法學者王利明教授更曾遭到另一位學者梁慧星教授窮追猛打。早於2003年,梁慧星提交一份不設〈人格權篇〉的《民法典》草稿。到2005年,王利明擬定另一份《民法典》草稿,力主設置〈人格權篇〉。梁慧星抨擊王利明企圖在中國搞「顏色革命」,梁教授指全球只有烏克蘭民法典設有〈人格權篇〉,而該國其後發生「顏色革命」。至於其他反對〈人格權篇〉或有保留的學者,包括台灣學者王澤鑒和蘇永欽,則較多從學理出發,並質疑人格權條文不算多,獨立成篇未免顯得單薄。

王利明一直未作申辯,直到《民法典》通過後,才撰文反駁梁慧星的指控。其一,指烏克蘭《民法典》設有〈人格權篇〉,實屬誤解。它的第二篇保障個人的非財產權益,當中包括政治權利,所涉及的範圍遠超人格權。其二,烏克蘭《民法典》於2003年才推出,但早於2002年提交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法典》草稿已包含獨立的〈人格權篇〉。其三,王晨作草案說明時,已清楚指出〈人格權篇〉不涉及公民政治、社會等方面的權利。然而,王利明亦在文章中憶及,一位退休的法工委領導曾善意提醒他,以後不要講「人權」一詞,只能講「人格權」,以免被人曲解。

《民法典》草案幾度易稿,吸納學者和專家意見,並多次公開徵求民眾意見。不過,內地立法工作欠缺透明度,外人和絕大多數記者不能旁聽法案審議,絕大部份文件亦不公開,一般人根本沒法知曉〈人格權篇〉為何最終能夠獨立成篇,亦很難推斷中共高層為何會接受含有〈人格權篇〉的《民法典》。然而,王晨的發言卻多少露出端倪。他指,這部民法典不單具中國特色,並且為人類法治文明的發展進步「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只能借靠民事法律,實現憲法保障?

對內地民眾而言,《民法典》的〈人格權篇〉有沒有重要意義呢? 這要從內地的《憲法》講起。中共執政頭三十多年,《憲法》只提及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到1982年大幅修訂《憲法》時,有鑑文革的慘痛教訓,才加入第38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然而,個別民眾不能只憑這項憲法條文維護一己人格尊嚴,並追究加害的一方,因為內地法院沒權限直接援引憲法判案。

《民法通則》於1986年頒布,該法第101條與憲法第38條大致相同: 「公民、法人享有名譽權,公民的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禁止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公民、法人的名譽。」自此,民眾如人格尊嚴被侵害,可依據《民法通則》這項條文追究,法院亦受理這類官司。《民法通則》雖然只有幾項條文涉及人格權的保護,但這部法律當年被外界冠以「中國的權利宣言」的稱號。換言之,《憲法》雖屬公法並包含保障公民權益的條文,但由於沒有實施方法,內地民眾只能借靠《民法通則》這部私法才享有維權的途徑。

三十多年又過去,內地法院至今仍不受理以違反《憲法》為訴由的案件,這令到很多人寄望《民法典》能更有效地保障民眾的人格權。最終,〈人格權篇〉獨立成篇,共有五十一項條文,遠多於《民法通則》的人格權條文。學者王利明概括說,《民法典》作為基礎法律,也是保護公民權利的宣言書。

〈人格權篇〉第991條列明:「民事主體的人格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害。」;第1011條則規定: 「以非法拘禁等方式剥奪、限制他人的行為自由,或者非法搜查他人身體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這兩項條文都是新增的,在沿用了三十多年的《民法通則》並未出現。

台灣學者王澤鑒認為, 從《民法典》第991條可看出,人格權保護被認為是民法的基本任務,意圖將受《憲法》保障的基本權利加以「私法化」,且公權力組織也受到制約。根據這種觀點,從條文的字面看,受制約的組織應該包括中國共產黨。至於第1011條則是第一次明確規定民眾如遇到非法拘禁或搜查,可用民法追究,這將令到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憲法權利得到較實質的保障,並可能取得較大額的賠償。相比之下,被當局非法拘留後申請國家賠償,過往可追討的金額並不多。當然,這兩項條文能否發揮實際效用,則作別論。

負責立法的技術官員亦未迴避〈人格權篇〉的爭議,可見於法工委民法室主任黃薇主編的《民法典人格權編解讀》一書。中共政治局曾開會集體學習《民法典》,黃薇當時列席作解說。執筆該書的官員認為,〈人格權篇〉的具體規定是必要的,《憲法》提及的基本權利需透過民法才能落實,才能使到人格尊嚴的保障具可訴性和可操作性。

小結

是否設置〈人格權篇〉雖惹爭議,但對普通民眾而言,新增的好些人格權條文有望加強人權保障,甚至可阻止或追究中共侵犯人權行為。然而,這些要視乎時局的發展,如果仍是黨大於法,這些人格權新條文很難發揮實際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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