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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六之一:多番折騰終圓夢


前言:

中國《民法典》已於今年一月一日實施。《民法典》雖屬民事法律範圍,亦觸及憲政和人權等敏感議題。制定《民法典》是內地近年的重大法治建設工程,過程卻屢屢受到政治因素的強烈干擾。這部重要法律涉及的議題繁多,本系列主要論述人格權及表達自由的條文,一共六篇:之一檢視編纂《民法典》始末;之二談及人格權與保護公民權利的關係;之三探究名譽權、肖像權、隱私權和個人信息的新增保護條文;之四回顧三十多年來內地各方企圖透過民事法律改革爭取新聞自由和表達自由的進程;之五論述〈人格權篇〉兼顧表達自由的條文,以及之六關於極具爭議的「英烈條款」及引致的噤聲效應。

談《民法典》六之一:多番折騰終圓夢

這篇先談及中國內地為何編纂《民法典》。縱觀全球,很多大陸法系國家早已具備《民法典》,但並非包羅萬有,仍需不時就某一範疇專門制定新的單行法,以適應時代轉變。另方面,西歐國家在二戰後有不少議論,認為《民法典》這種大而全的立法模式已過時,並不適合現今社會,民事法律應該「去法典化」。然而,內地不少人多年來仍熱切期望制定一部屬於新中國的《民法典》,「去法典化」的觀點沒甚市場。

內地的《民法典》情意結

1949年,中共建國並旋即廢除《中華民國民法》。自1954年起,內地曾五次啓動制定新《民法典》的工程,當中涉及一種情意結——《民法典》被視為泱泱大國和成熟政權的象徵,新中國如要與法國、德國、日本等先進國家看齊,也需制定這樣的一部法律。在去年全國人大會議上,人大副委員長王晨提交《民法典》草案說明時形容:「回顧人類文明史,編纂法典是具有重要標誌意義的法治建設工程,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繁榮強盛的象徵和標誌。」

不過,中共執政頭三十年,政治運動不斷,法律制度建設寥寥無幾,1954年和1962年兩次的制定《民法典》工程,分別受反右運動及文革影響,中途而廢。直到文革結束並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內地才系統地進行大規模立法工作。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全國人大制定或大幅修訂多部法律,例如《刑法》、《國籍法》、《經濟合同法》、《婚姻法》、《商標法》及《專利法》。

多番啟動制定《民法典》工程

第三次的制定《民法典》工程亦於1979年啟動,但當局其後意識到當時並不具備足夠條件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改為集中精力推出《民法通則》,並於1986年呈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民法通則》只有一百五十多項條文,僅能勾劃最基本民事法律原則和規條,遠遠未能應付日益繁多的經濟民生活動所需。全國人大須繼續以單行法的形式制定各方面的民事法律,例如《合同法》、《物權法》及《侵權責任法》。
緊接《合同法》於1999年通過後,內地在2001年第四次啟動《民法典》制定工程。2002年,當時的法工委主任曾提交一份《民法典》草稿予人大常委會審議,但這份草稿之後不了了之。另方面,學者和專家們熱烈參與討論,個別應邀提出各自的草稿。《物權法》及《侵權責任法》分別於2007年及於2009年制定,連同之前推出的多種民商法律,為草擬《民法典》奠下相當堅實的基礎。

然而,在2011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時任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於2010年如期完成,並指出涵蓋社會關係各個方面的法律部門己經齊全,而且各法律部門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亦經已制定。吳邦國的言論被內地法學界普遍解讀為新中國「法典化」政策的終結。換言之,制定《民法典》的工程又一次胎死腹中,令很多民法學者十分失望。

2015年開始,分兩階段制定《民法典》

事態峰迴路轉,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議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當中包括編纂《民法典》。翌年初,人大法工委擬定「兩步走」策略,即先制定《民法總則》,再整合現有民商單行法,爭取於2020年審議並通過各個分編,形成統一的《民法典》。緊接下來,《民法典》編纂工作受到高度重視,並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全速推進。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三次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聽取《民法典》編纂工作的匯報並作出重要指示。

《民法總則》及整部《民法典》如期於2017年和2020年通過,前者於2017年10月生效(並於2021年初廢止),後者則於2021年初實施,而1986年製定的《民法通則》也完成它的歷史任務。至此,對很多內地人而言,總算圓了新中國拖曳近七十年的《民法典》夢。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民法典》時,習近平就提到,《民法典》終於頒布實施,實現了幾代人的夙願。

緊扣現今政治形勢,成功編纂《民法典》?

王晨在人大會議強調,《民法典》立法貫徹了習近平治國理念,並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提供完備的民事法治保障。台灣學者王澤鑒也認為,人大之所以在2020年完成這項重大立法工作,是出於政治意志和信念,希望適應中國的崛起,建構一個以民法為核心的私法秩序和法治社會。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張鳴起撰文,反覆強調今次編纂《民法典》體現了最高決策層的政治決心和意志,是盛世重民法的體現。

然而,內地學者魏磊傑指出,2014年重新啓動編纂《民法典》工程,主要目的並非為中國社會提供一套民事法律基礎規範。正如吳邦國於2011年提及,這套規範早已形成。魏磊傑認為,立法者仍花很大氣力制定形式上的《民法典》,是看重這項編纂工程所產生的政治效應。換言之,編纂《民法典》實質上是習近平執政時期一項重大的盛世面子工程。

同時,《民法典》也避不開習近平時代的立法特色,在法規條文中硬塞一些政治話語,第一條就開宗明義說:

為了保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係,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相比之下,1986年的《民法通則》第一條顯得較務實:

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正確調整民事關係,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根據憲法和我國實際情況,總結民事活動的實踐經驗,制定本法。

小結

今次成功編纂《民法典》,被官方稱為重大法治建設,但實質是由中共現屆高層大力推動的政治工程,好讓能夠配合大國崛起。對習近平而言,更是流傳後世的重大政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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