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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台仰有望5月獲德國居留許可 磨滅囂張嘗試了解泛民 社運不止改變制度還有思想


我很記得2016年在網台的時候,和梁天琦一起討論泛民,當時我們很討厭泛民,講咗很多鬧泛民嘅嘢,其實係幾唔成熟,唔係話泛民唔抵鬧,但如果我嘗試設身處地企喺佢哋嗰個時空,對佢哋有多啲了解,可能批評佢哋嘅語氣上會無咁重。

曾經說過「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黃台仰,經歷被控暴動、隱身流亡、再到國際游說工作,五年過後,多了一份不慍不火。他形容以前的自己有少少目中無人,今天在待人處事上成熟了很多,順利的話今年五月將獲得德國居留許可,兩年後大學畢業。

人在變,社會都在變。由2016年旺角衝突之後,到2017年離港流亡,他一直都感受到社會對勇武抗爭的隔膜。但反送中運動爆發後,民眾對激烈行為的同情理解大增,雖然和理非不會參與激烈行動,但不會割席,視前線為整場運動一部份。一串魚蛋引起的騷動,經過五年洗禮,「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無人不曉,民眾包容和勇不分的抗爭手法、香港人對本土身份認同更根深柢固,誰能說清魚蛋革命的成功或失敗?

黃台仰、李東昇、梁天琦,都是本土民主前線的靈魂人物。黃台仰沒有李東昇的成熟沉穩、沒有梁天琦的動員力量,但連登有人說他幾靚仔,他是三人之中最年輕。如果提倡光復行動,成為今天國安處不容的聲音,他是先行者。如果流亡尋求他國庇護,成為今天抗爭者尋覓的去路,他也是先行者。

如果要形容這五年的心路歷程,他會說自從旺角衝突被控暴動後,每日都倒數:流亡或坐監。以前一直打算坐監,每日會擔心不知家人會如何,不知自己的將來會如何,直至2017年的秋天,開始考慮應否離開,決定不了,想了很久,那段時間很難熬。

決定離開香港後,入住德國難民營,也是很難捱;離開難民營後,未能適應當地環境,未能公布自己的情況,亦未能跟朋友和家人聯繫,那段時間其實很難過;公布之後,很快就爆發反送中運動,整個運動期間根本無可能可以真正放鬆得到;之後就疫情、國安法,每日都看見香港的情況愈來愈惡化……

對上一次的快樂,在何時?

如果你問我有沒有一種無牽無掛嘅快樂,我會話由旺角事件之後,已經沒有感受到無拘無束的快樂。
(左起)2015年7月1日的李東昇、黃台仰、梁天琦。黃台仰Facebook圖片

香港近年社運史上,有三個重要的年份:2014年、2016年、2019年。

2014年,歷時79日的雨傘運動清場落幕,未有換來「真普選」的願景,令人敲問公民抗命的下一步何去何從?當年只有21歲的黃台仰,在傘後成立本土民主前線,主張民族自決當家作主,捍衛本土價值,提倡勇武的抗爭手法,直至2016年旺角衝突成為重要轉捩點,多名成員被捕,逐步瓦解組織,但埋下燎原種子。

旺角黑夜的回憶

2016年農曆大年初一晚上,食環人員掃蕩小販攤檔,觸發民眾捍衛本土夜市,結果警方介入爆發衝突,施放胡椒噴霧、揮棍驅散人群,民眾投擲磚頭,多處出現火種,有警員拾起磚頭還擊,更向天開槍,衝突持續至年初二清晨始平息。五年過去,再次回想,黃台仰強調,當晚絕非有預謀的行動,警方亦有份挑動在場群眾的情緒。

按他的說法,他和成員一開始只是打算協助小販開檔,當晚近10時11時,大家已除下本民前衣服打算離開之際,突然有警員衝入旺角砵蘭街搭起高台,現場出現推撞,警方使用胡椒噴霧,群情一下子洶湧起來,質問和指罵聲四起。往後氣氛愈來愈緊張,警方加派人手,他們有成員返回辦公室,拿盾牌、護甲等物資,「如果警方打算強硬清場,我們不可能站著一個肉身任警察打。」

當晚整條砵蘭街佈滿人,他們站在警方和群眾的中間,避免警方闖入人群,後來更反客為主衝上前,被捕又好、拖延時間又好,讓後方的人離開,也讓警方無時間處理後面的人,他形容這是當時的原意。政府將旺角衝突定性為暴亂,警方引用參與暴動罪拘捕示威者,創下六七暴動後首次引用相關罪名的先例。

家人、成員、社會的張力

多人被捕,唯獨不見黃台仰的蹤影。兩日後,他留下一段「最後的錄音」,談及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長,雨傘運動期間受啟蒙,看見香港人有當家作主的勇氣,改變對香港的想法。錄音中,他說過光復行動受盡千夫所指,被政府、主流媒體和市民指責為暴徒,但因為堅持信念,最終迫使政府取消「一簽多行」正視水貨客問題,寄語「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十日後,他在天水圍朋友的住所,被警方爆門而入將他拘捕。

黑夜之後,他形容有幾道「張力」拉扯著他,第一個是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他憶述事發後有疑似中國國安人員上門,威逼利誘問他的母親:「你想要甚麼?你兒子想要甚麼?」繼而再指出:「如果你個仔繼續做,就會好似李波咁」,暗示他或有機會在港被失蹤。黃母害怕,也令他意識到問題嚴重,「如果我一個鐘後被人捉走,我有咩想同香港人講?我就錄下那段錄音。」

他強調旺角衝突並非一場有預謀的行動,因為事前忙著準備新界東補選,工作人員都在辦公室貼通函郵票。衝突之後,不足二十日便是補選,第二個「張力」必然來自組織內部。很多本民前成員逐一被上門拘捕,當時未知能否保釋出來,包括參選人梁天琦,頭幾日真的很混亂。他和梁天琦主要負責組織的領袖工作,梁主外黃主內,梁被捕之後,他躲藏起來,成員之間溝通混亂,組織變得群龍無首。

第三個「張力」來自社會,他記得事發一年半之後,也是倒數離港前一個月,在添馬艦參加聲援政治犯的活動上,有一位泛民支持者認為旺角事件很錯,當面指責他有沒有感到愧疚。他會說由2016年2月之後,直至2017年11月離港一刻,社會對勇武抗爭的隔膜一直存在。

黃台仰和李東昇流亡德國,申請難民庇護,消失差不多兩年才現身。美聯社

沒有生不逢時

離開香港之後,他一直低調隱身,消失差不多兩年,在2019年5月始被《紐約時報》披露,獲德國批出難民庇護。一個月之後,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從此翻天覆地改變。

他形容當時社會大眾對於激烈行為的同情及理解大增,雖然很多和理非不會參與激烈的行動,但最起碼不會割席,會視前線為整場運動的一部份。之後回想,如果沒有當初的張力和拗撬,或者未必造就反送中運動的「和勇不分」。

我不會說自己生不逢時,其實所有社會運動不只為了改變制度,同時也會帶來思想上的改變,而改變思想的過程一定會有磨擦和矛盾,新舊思想如何磨合,再轉化成為新的思想體系,往往需要時間,本民前的人就是決定用精力、時間、前途,希望為整個社會心態帶來改變。現在看來,當時的目的其實是成功達到,雖然代價好像很大,但如果2015年沒有成立本民前,沒有其他示威者宣揚勇武抗爭的話,2019年反送中運動大眾的接受程度未必會有咁高。

教條主義牽絆

就好像他的經歷,主張勇武抗爭的他,曾經都叫過人「唔好衝」。在2014年雨傘運動的時候,他形容自己是一位和理非。他記得當年10月1日,有人打算衝入灣仔金紫荊廣場的升旗禮,場外有人築起人鏈堅持要和平,而他就舉起一張紙,叫大家冷靜不要衝。由和理非蛻變成勇武,是因為他在傘運期間看見很多「教條主義」,當大部份參與者同意激進少少,但就因為大台認為要保持和平,而限制了大部份參與者的行動,令他開始覺得過去的抗爭模式可能有點過時。

但去到邊一個位開始討厭泛民?就係佢哋指責嘗試衝擊嘅示威者,指責佢哋係鬼,我唔係衝擊嘅一部份,但我認識衝嘅人,我知道佢哋全部都唔係鬼,條街嗰班人第二日會走出嚟指責邊個人係鬼、邊個戴口罩……這些想法令到好多激進嘅示威者不滿、討厭佢哋,和勇之間從此分裂。」

五年之後,黃台仰有甚麼成長?

他說自己在待人處事方面成熟了很多,「五年前會有少少目中無人、會囂、會唔聽人講,唔係話現在完全沒有,但對比五年前好咗好多。」他記得2016年在網台的時候,和梁天琦一起討論泛民,「當時我們很討厭泛民,又乜又叉,講咗好多鬧泛民嘅嘢,其實係幾唔成熟,唔係話泛民唔抵鬧,到現在我都會批評泛民,但好多時如果我嘗試設身處地企係佢哋嗰個時空、去諗佢哋嘅行為,其實相對會對佢哋有多啲了解,了解唔代表我支持,但了解多啲,可能喺批評佢哋嘅語氣上會無咁重。」

他認為過去的分裂狀態對整場運動,其實百害而無一利,大家要一齊成長、要靈活、要看到團結的重要,「過去提倡相對激進或進步的思想同時,其實我都從香港人身上汲取經驗,和香港一起並行成長,因為大家都好唔想重蹈覆轍。」

另一改變是對香港的政治研判有所不同,他說過去會從香港和中國之間的關係,來看香港的局勢,角度比較狹窄,但認為現在香港在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政治角力上佔有一定地位,整個研判香港的角度大有不同。這五年來,他說認知到自己的不足,有努力看書、看文章、了解不同人的看法,相比五年前,他覺得自己「識多咗嘢」。

他形容自己待人處事方面成熟了很多,五年前會有少少目中無人、會囂、會唔聽人講。

昔日戰友梁天琦

這些年來,有沒有掛念昔日戰友?黃台仰坦言,為了大家的安全著想,沒有寫信、沒有經任何形式聯絡過梁天琦,當大家有共識一個走一個留,盡量避免有任何接觸。

回想起來,他和梁天琦不算相識很久的老朋友,當年梁天琦有抑鬱症,經常找中學同學李東昇,朋友搭朋友下先一齊傾偈,再被「踢入會」加入本民前。由2015年3月、4月認識,到他在2017年11月離港,二人真正並肩作戰的日子其實只得兩年多,往後就要各自面對自己的前路。

但他用「親密的戰友」來形容自己和梁天琦的關係,「我們兩個一開始相識,很快已經很投契,大家對於香港未來的想法很接近,對香港的願景有共同想像,他很快加入本民前,很多行動和決定根本唔需要傾,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大家唔會有任何矛盾、唔會有任何衝突。」

釋法風波後,梁天琦有一段時間不在香港,在加拿大和美國哈佛大學當研究員,黃台仰曾到美國探望對方,發現他在外國反思很多2014年和2016年的行動,改變了很多,回港後更有了信仰,整個人都有轉變。很快黃台仰也要離開,二人在港的短暫重逢,其實都沒有太多機會傾談,但他走了之後,梁天琦未入獄前仍有保持聯絡,大家默契仍在,很多事不需要問得很清楚。

黃台仰用「親密的戰友」來形容自己和梁天琦的關係,「我們兩個一開始相識,很快已經很投契,大家對於香港未來的想法很接近,對香港的願景有共同想像。」美聯社
 

反送中的內心激盪

雖然沒有跟昔日戰友再聯絡,但2019年爆發的反送中運動,他仍然心繫香港。目睹香港漫天催淚彈,一幕又一幕觸目驚心的畫面在街頭、地鐵、商場上演,人在異鄉,感覺來得複雜,夾雜感動之餘,也纏繞著愧疚之情。

試想像他離開前的香港,2016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之後,宣誓風波觸發人大釋法,開啟DQ議員的大門,整個公民社會受到猛烈打擊,即使如此,2017年、2018年卻鮮有大型社會運動,七一遊行人數亦未見大增。他以為6月9日也只會落得幾萬人參與,豈料整條軒尼詩道塞滿人群,無人想到的103萬人上街。這令他很鼓舞。

香港人從過去幾年的創傷走了出來,拾回一份鬥志。他還記得當時有一個訪問,問到一位年青人為何上街,對方說「我知道遊行無用,但我都一定要做。」這番話刺中了黃台仰,因為他一直相信:「參與抗爭不是因為我們知道有機會成功先去做,而是因為我們重視這些價值、為了一些信念而奮鬥,不論成功與否。」

幾日後6月12日,他半夜起床收看直播,跟香港人一樣看見滿天催淚彈,他知道不少昔日本土民主前線的成員都有參與,亦在通訊群組看見自己認識的人被按在地上、被拘捕,那種心情很糾結,「一方面好想做到啲嘢,另一方面我真係坐喺歐洲,我無辦法喺現場幫到佢哋啲乜。」

「這股無力感, 基本上一直纏繞着我,由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到國安法後甚至近期,知道自己的朋友被人拉,這股無力感也會湧出來,畢竟我現時在德國有自由的生活,算住在不錯的環境,會不會對唔住香港付出的朋友?這種愧疚感一直都有。」

如水

但他很清楚,這場運動將香港搬上國際政治的談判桌上,在海外亦能發揮角色。現時大部份時間,除了讀書,間中會做訪問、跟當地政治人物保持聯絡、也會跟非政府組織討論香港議題,總的來說生活穩定、有書讀、也安全。順利的話,他今年五月將獲得居留許可,代表以後都可在德國居住,兩年後取得政治及哲學的大學學位。

他今年初跟周永康、張崑陽、梁繼平、鄺頌晴等,散落不同國家、各有不同政治光譜的抗爭者,籌辦《如水》雜誌。他解釋,國安法之後香港的言論自由空間逐漸收窄,但如果一個運動和群體需要持續發展的話,就必須繼續理性討論。今日香港都有很多新的思想,本土、歸英、抗爭、公民抗命、勇武,武力革命……但部份想法背後的論述還是很薄弱、不完整、或者有矛盾,因此希望借雜誌提供一個平台,將不同光譜的人放在一起,討論共同議題,延續理性討論,同時扣連不同地方的香港人,凝聚香港共同體。

即使香港前景惡化,但我們不應因此而放棄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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