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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權主義下的「法律程序」


1964年,猶太裔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港譯阿蘭特)接受德國電視節目"Zur Person"專訪時,談到她逃離納粹德國的經歷。那是發生在1933年,適逢納粹上台之後不久。當時還是德國人的鄂蘭,接受猶太復國主義團體的委託,蒐集整理各式各樣的反猶言論,尤其是那些在德國境外尚不為人知的言論。

請按此處閱讀"Zur Person"專訪漢娜鄂蘭逐字稿

如果用現在的術語來形容,這份工作的性質大概是類似接受NGO委託,撰寫德國仇恨言論調查報告。在一個相對正常(即使不一定民主)的社會,這種事不會惹來公權力介入的麻煩,但在1933年的柏林就是另一回事。當時才二十幾歲的鄂蘭,因此被警察給抓了起來。

不過,鄂蘭很幸運,碰到一個非常友善的承辦員警,當時才剛從普通刑警單位調到對付政治犯的部門。他對鄂蘭表示會設法讓她重獲自由,「我把您抓了進來。我也會再把您弄出去。」(Ich habe Sie hereingebracht. Ich kriege Sie auch wieder raus.)。這位警察甚至還很貼心地(?)叮嚀鄂蘭不要找律師,「猶太人現在已經沒什麼錢了。把您的錢省下來。」("Nehmen Sie keinen Anwalt! Die Juden haben doch jetzt kein Geld. Sparen Sie Ihr Geld!")。

事實上,委託鄂蘭的NGO倒是有情有義地(?)派了律師過來援救。不過,鄂蘭權衡之後,覺得與其相信律師,還不如相信這個逮捕自己的警察。至少,這位警察的臉孔看似正直坦誠,而這位律師自己都在害怕(別責怪人家膽小。面對納粹,能不怕嗎?)。於是,鄂蘭辭退了律師,把希望賭在這位警察身上(儘管這種一念之善通常不太值得期待)。

後來,鄂蘭賭贏了。她被關押八天就被釋放。獲釋之後,鄂蘭迅速逃離德國,踏上充滿未知的流亡長路。如果鄂蘭當時作了不同的選擇,把希望寄於納粹德國的「法律程序」,就有可能落入跟中歐其他數百萬名猶太人相同的命運。那樣一來,我們將不會看到《極權主義的起源》,也不會看到《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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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鄂蘭的選擇並不是唯一的道路。那些抱持著「我今為薪,君當為釜」的心情留下來抵抗納粹的人,也非常值得尊敬,但這些人顯然同樣不會對納粹德國的「法律程序」抱持期待。透過法律程序尋求救濟,這只有在最低程度的法治尚能維持的文明秩序中才有意義。如果面對的是極權主義政權,而剛好又是政治犯,那就不用指望那種「法律程序」可能產生什麼救濟效果。

說穿了,如果會尊重法律,那還叫納粹嗎?在遊戲規則可以由莊家任意解釋的情況下,不論遊戲技巧再高明,又怎麼可能贏得過莊家?即使被告在個別案件中無罪獲釋,政權也可以隨時再生出一百個指控。在這個卡夫卡式的遊戲中,法律的技術細節無關緊要,指控「嫖娼」或「洗黑錢」的實質效果沒有不同。到頭來,就連有罪判決都不是絕對必要,指控本身就已經達到折磨的效果。反正,只要不斷抓抓放放,讓異議人士成為專業被告,就足以毀掉對方的生活。

所以說,如果問我為什麼反對極權主義?我有一個很簡單的理由:我是律師,這份工作在本質上與極權主義政治秩序不相容。律師工作是在固定的遊戲規則下,往有利於當事人的方向講道理,但這份工作是以「還能講道理」的環境存在為前提。倘若遊戲規則可以由莊家任意解釋,就不會有真正的「法律程序」。儘管在這種社會中,還是會有逮捕、審訊、關押、保釋等手續,但律師工作將不再具有實質意義,就像那位被鄂蘭辭退的律師一樣。所以,我反對極權主義,並且堅決支持臺灣現在的憲政民主體制,即使它缺陷重重、遠非完美。

當然,理由並不只這一個,但就我個人而言,這就足夠了。

本文原刊於作者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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