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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好狹窄家居的文化?


記得年幼在香港時,一家八口一張床的擠逼家居情況比比皆是,那些二戰前落成的樓宇(俗稱唐樓),只有屋前和屋尾才有窗戶採光,空氣難以流通。到戰後,政府才開始為基層市民興建徙置大廈,一個五人家庭所分派的單位大多只有120平方呎。
 
歐美人士看到了這情況,不但膛目結舌,還發展了一套華人住屋的理論,認為華人文化不介意甚至傾向選擇與多個住戶同棲共宅。

鐵絲網的籠屋減少了,代之興起的是用木板、鐵皮密封的床位,這些只有15呎密封的小箱子,被稱之為棺材房。一個不足400呎的空間,可容納近20個上下個密封的床位。
照片來源: 社區組織協會Facebook
賣相冊:《侷住Trapped》
 

例如人類學家E. N. Anderson("Some Chinese Methods of Dealing with Crowding," Urban Anthropology (1972) 1: 141-250)便根據他在香港六十年代的觀察,認為這種密密麻麻的居住環境是「自願性」的,因為即使經濟比較豐裕的人,也情願與眾多親人同住而不是享受更大的空間。
 
其他西方學人(如D. Schmidt, R. Goldman & N. Feime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Perceptions of Crowding: An Analysis of Subcultural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76) 61:3, 279-289)則基於二手房客經常把租來的房子,再間隔成多個小房間,或在走廊通道架建多層牀位給另外的租客,便歸論為華人性好群居,不計較逼窄的居住環境。
 
然而,這種文化論卻只是建基於西方學者以局外人的眼光,看華人族羣表面的生活狀況,全然漠視了每天擠身在彈丸之地的當地居民感受。根據美籍華裔學者Chalsa M. Loo的研究,他們的立論不但沒有客觀地徴詢困在斗室的民眾,更鮮有設身處地考慮當地的人囗及貧窮問題。

在香港,還有不少未能上公屋的獨居老人,只負擔得起租住籠屋床位。美聯社資料照片

稍為留意香港的近代歷史,便可明白此城深受中國大陸的政局所影響,歷次的政治運動及飢荒危機,皆觸發了一浪接一浪的難民潮。本來已是土地供應緊張的殖民地,被南下的逃亡者淹蓋了。現有的樓房不敷應用,急劇演變成一屋多伙的反常現象。不少富泰人家也要盡賙濟收留親朋的義務,其他異鄉者更因人離鄉賤難以維生,只可租住狹窄的房間,甚至一個小牀位給整個家庭容身。
 
今天我們固然對西方學者的歐美價值思維(Eurocentric)批判觀反感,然而,卻忽略了在香港殖民時代的初期,竟然也有華籍商人因私利,亦同樣忽視本地居民的辛酸苦況。

在莊玉惜著的《有廁出租:政商共謀的殖民地城市管治 (1860-1920)》中,提到於1878年,當殖民政府的工務局首長工程司要求地産商在興建樓房時,須改善房屋的空氣流通情況,卻有七十三名華人地産商堅決反對!
 
華人發展商直言建屋必須要有利可圖,要充分利用土地所有尺寸,以增加售賣的價錢。而且,更駭人的,便是這些地産商竟説了五十多年後西方學者偏頗的華人文化觀——華商竟同樣聲稱在文化上,華人已習慣了擠逼的居住環境。商家們完全無視住房高密度所帶來的衞生問題:單是1878至1885年期間,平均每年便有千名華人因疾病死亡。
 
因而,殖民政府另一建議的建屋法例:強制物業單位提供私人獨立家廁,更受到華人地產商的反彈,力斥歐洲衞生專家「常常錯誤地將華人當作毆洲人看待……,不容許習性、用法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華商更進一步指責政府不體恤香港市民居住面積已相當逼狹,還要強抽空間建造家廁,認為是不知貧民所需。
 
可見,本來是圖利的商人心態,卻被地產商通過文化和種族角度的巧言令色,美化成捍衛華人文化及抵抗種族的高論。

插圖來源:香港電台「通識網」

再看今天香港新建成的私人樓宇,其面積竟可與昔日基層市民所居住的公營徙置區看齊,只是,尺價驚人,小至百多平方呎的小公寓動輒過萬多港元(上千美元)一呎,還有人說這是華人文化所以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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