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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押上了特區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一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是透過共同政治價值和理念原則(legitimating by consent on the political conceptions)或曰「廣泛的社會共識」去建立。而政府就是建立在這種共識的基礎上,並且只要不違背這些共識行事,政府就可以獲得人民的認可和支持。民主、法治與自由是香港的《基本法》保障香港人的權利,亦正因為是香港人廣泛的社會共識所以才會被寫入《基本法》。

然而《逃犯條例》的修訂在香港的法治保障外變相製造漏洞,削弱了法治對香港人所帶來的保障。雖然一般相信在最初修例的基礎上加入新安排後,因中央層級的部門才能提出移交的要求,對一般市民影響不一定很大,但備而不用,同時欠缺以法律條文作人權及公平審訊的保障,已經足以對民間造成無形壓力,形成寒蟬效應,削弱香港固有的自由空間。而特區政府雖然在立法會大會上有安排律政司的官員釋疑,但事件由開始至今,特首林鄭月娥從未透過傳媒向有疑慮的市民正面解釋對內地司法欠信心的疑慮,明顯與基本法的普選條文的背後立法精神相違背。事實上即使是大陸人大的「831」方案,香港人在選特首時沒有提名權也好,也會有投票權。林鄭月娥連面向社會上廣泛反對聲音的誠意也沒有,似乎未有向民意負責的意識。以上三點可說是違反了「民主」、「法治」與「自由」的社會共識。

但最要命的是,林鄭特首連《基本法》憲法與序言中,「繁榮安定」四字也視為無物。雖然在最初修例的基礎上加入新的安排,穩住部份本地商人。但香港所以成為有今日地位的香港,最關鍵的元素,是海外的商人信任此地。當歐盟、部份美國國會議員、各國領事與不少的商會都對修例持負面的意見,特區政府竟然不選擇暫緩修例或延長的諮詢期,以尋求中央、外地與香港三方的共識,而只是單方面解說期望對方接受,無視香港屬開放型經濟有賴以上三方參與的現實,對形勢的判斷難言合格。外商來港營商,海外諸國就有商業利益在香港,只要有理有節、合符比例地表達關心,作為以亞洲國際金融中心自居的特區政府,對切實回應外國與外資的憂慮是責無旁貸。實不應推諉至中美貿易戰,更何況美方早在貿易戰前已對條例修訂提出憂慮。貿易戰發生前,固然要處理美方的擔憂;貿易戰發生後,更應該盡早收回修訂,又或在修訂時輔以與國際接軌的法律保障以免招人口實。現在這種將香港這道以「分身」方式讓中國自外於貿易戰的「窗口」拆毀、捨棄其「白手套」角色的做法,明顯不符合一國的利益,未有為中國這個母體在貿易戰外爭取對外連接的通道和彈性。當海外各方未能安心在港,就難以令香港這個以金融為支柱的國際城市「繁榮安定」。

現在林鄭月娥竟然一下子向「繁榮安定」、「民主」、「法治」、「自由」這些香港主要社會共識全面宣戰。即使事成,必然會大大削弱特區政府在香港人心目中的政治合法性及消耗林鄭月娥大部份的政治能量,明顯無益於特區政府的管治。即使中央視林鄭月娥為「消耗品」用完即棄,但當下香港有多少香港與中央共同信任的人選可以勝任特首一職實在令人懷疑,而更重要是亦無助援解當初中聯辦將事件升級的原因──修訂事件已動搖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甚至進而造成特區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危機,這個並不是「換特首」可以解決的問題。

現代社會是一個基於「信任」而建立的社會。香港能在回歸二十一年,在一片危機聲中,依然未被上海取代,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關鍵其實亦不過是深受各方「信任」。而只要特區政府在通過修訂後有任何一間著名外資撤資、進而引發「信心危機」,骨牌效應是可以預期,即使是建制派最堅定的支持者都不會忍受香港「繁榮安定」受損,特區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將由危機變成問題,「信心危機」只要出現就不可逆轉,特區政府實無必要置自身與香港於如此不利的位置。

然而特區政府現況雖險,當下依然能轉危為機,化被動為主動,就是一如另一位眾新聞專欄作家,人稱「大班」的鄭經翰先生所倡議,以白紙方案諮詢公眾。事實上共同商討原則(legitimating through deliberation)是建立廣泛政治合法性的重要途徑。白紙草案正是形式相近的方式。曾俊華、李少光和「二十三條關注組」亦曾倡議以此方式處理二十三條立法的問題。事實上社會上亦非沒有支持修例的聲音,只是要求同時包括擴大「域外法權」和「港人港審」等,而以上折衷的提議早前被政府以「技術問題」為理由而否決才是令事件全面升溫的真正原因。當下正是重新考慮的時候。

政治強調「妥協」是灰色、司法強調「正義」是黑白。特區政府難以公開修訂一條黑白分明的法律但同時能保持灰色地帶的靈活性,同時亦為中央政府預留「後門」處理「特別個案」,而不用兼顧中、港兩地的差異和需要,並期望港人和國際社會認可,明顯這種設想是不現實和不理性。

事實上,中央和特區政府亦應思考清楚,真正灰色的「特別個案」應該是通過公開的法例方式解決,還是依舊暗地以國安和情治部門處理會更實際?如果依舊認為公開的法例方式解決較好,則不能期望在法例上預留對中央政府權力毫無限制的「後門」。

法律的功能是維持「秩序」與「正義」,而「一國兩制」的成功,一如本地學者陳偉信所言:
「香港回歸後之所以可以維持『特權』,本質上是北京的認可(《基本法》)、國際社會支持(眾多外國企業及商會實質支持),以及不同國家的國內立法及行政措施(如美國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及其他國家對特區護照的簽證安排)三方共同維繫的結果。」[註1]

所以今次修例,實質是事涉三方,現時的做法充其量有助大陸官方的「秩序」與「正義」但與香港的「秩序」與「正義」觀相違背,亦遠離海外對「秩序」與「正義」的期望。而解困之道亦在於政府能否提出三方接受的方案。

現時香港的地位於中國而言依然重要(可參考筆者 〈《潛行浩劫96小時》觀後感二:香港在國家安全下的處境〉 一文所援引的資料),確實看不到有需要為了「修例」而放棄「一國兩制」。現時似乎一如〈《潛》觀後感二〉一文的推測:「中央亦難免有測試底線的舉措。香港過程中亦難免承受一定的折騰。」希望我的淺見是錯。

註1:見中大全球研究課程講師陳偉信於2018年12月15日,星期六日版的《信報》《環球視野》的欄目,題為〈平衡涉外三腳凳 保港口都會優勢〉的評論